贺云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肖宇（常州博物馆）
*督*（常州市考古研究所）
按语：年5月至8月，《南方文物》编辑部周广明先生安排青年考古学者肖宇、*督*多次前往南京大学考古文物系对贺云翱教授进行采访，对其从事学术事业的过程和心得体会做深度交流，采访内容由肖宇、*督*整理后，形成《博大会通知行合——贺云翱先生访谈录》一文发表于《南方文物》年第5期。文章涉及到研究方法、学术事业如何创新等问题，对青年学子有一定帮助，因此再次发表于“贺室絮语”，“愿嘤鸣以求友”。
肖宇：贺先生，您好！感谢您接受《南方文物》的专访。您是一个研究领域宽广、社会活动丰富的学者，拥有较大的学术声誉和社会影响力，也曾接受过多个学术媒体的各类访谈。这次访谈我们计划围绕四个方面展开，即学术经历与治学经验、考古学与文化遗产学、办刊兴学与学科教育、公共考古与时代担当，企望能总结您的学术贡献、捕捉您的学术个性，并从中汲取启示。
一、成长经历与治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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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宇：您是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那批大学生普遍具有命运骤变的传奇经历、惜时如金的求学岁月、如饥似渴的知识欲求，请回忆一下您的考学经历和大学生活，您是如何选择和学习考古学的？
贺云翱：这是一个有历史感的话题，在高考之前，我实际上是一位农村青年，大学对于我们这批人的命运走向有着特殊意义，因而这段经历也显得至关重要。读大学前，有三方面对我成长影响较大，也可以说是我成长经历的三个阶段。其一是家庭环境，我出生于扬州市宝应县的农村家庭，母亲不识字，父亲曾当过农村代课老师，上小学之前我就认识很多字，酷爱读书。村子里能借到的书，我基本上都找来翻阅过，其中还包括一些古籍，因而我当时有个“书呆子”的外号。那时候，尽管家里很穷，但周末父母总会给我一毛钱，让我去县城买吃食，我用这一毛钱在街边书摊上饿着肚子看一整天的书，那种饥饿感，我至今记忆犹新。读中学时，我订阅了不少杂志，诸如《朝霞》《化石》和《地理知识》等，后来还订过《大众科学》。我大学选择考古专业，恐怕或多或少受了《化石》《地理知识》的影响。其二，从小学到高中，我分别就读于圆沟小学、齐心中学和宝应县中学，一直担任班长，从中很受锻炼。初中毕业恰逢邓小平同志复出，教育“回潮”，提倡考试升学，我才得以考入高中。我家庭成分不好，舅舅在台湾，伯父在香港，这种“双重海外关系”在升学时是受到歧视的。我很感谢我遇到的老师，尤其是高中班主任张贞庆老师，他对我人生影响很大。记得有一段时间，张老师因为哥哥在锅炉爆炸中逝世，将班级管理暂托给我，我带领班上同学阅读《红楼梦》，并组织相关讨论。其三，高中毕业回乡后，我在泰州畜牧兽医学校学习了一年，比较系统地掌握了兽医学的各门课程，接受了不同背景的学科知识，我也感谢这段特殊的学习经历。
年10月，恢复高考的消息已在社会上悄然传开，而我却全然不晓，正在离县城五六十里的乡下给牛打防疫针，张贞庆老师辗转托人给我捎来口信——可以考大学了！我立刻赶回县城，来到张老师家。师娘已在厨房为我搭起床铺，让我住下复习。那段时间，张老师帮我找来各种复习材料，师娘给我们准备饭菜，张老师还不时带我去看电影，以舒缓压力，我记得高考前一天晚上看的是《白毛女》。实际上，留给我备考的时间不足一个月，年高考学生有一个特点，主要依靠原来的知识积累与储备。
填报高考志愿时很有意思，我不敢报好学校，一开始填报的是扬州、高邮和盐城的师范院校。张贞庆老师看后觉得不妥，让我要么考南京大学，要么考北京大学，于是我改报南京大学。读高中时，我的外语、语文和历史三门功课最好，还时常与张老师讨论历史问题。在专业选择上，我本打算报中文系，张老师则建议学习历史专业。张老师从招生办拿到我的录取通知书后，蹬着自行车从城里骑到乡下，送达我家时已是晚上。隔了数日，我特地去了趟张老师家，当面感谢他。那时候，师生关系非常简单，老师觉得学生优秀，便会竭力帮助你，事后你也觉得应该感谢一下老师，如此而已。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县广播台邀我去录节目，谈谈农村青年怎样考上南京大学。直到这时，我和我的家人才感觉到那份源于知识的荣誉感。
年12月南京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合影
年2月，我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当时除了培养过几届考古学“工农兵大学生”，尚未开设考古学本科，大约半年后开始分专业，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考古学。这一选择源于我的两个简单判断：一方面，考古学的课程远比历史学要丰富，能够学到更多知识；另一方面，“体质人类学”等课程名称让我想起了《化石》杂志，觉得考古学与科学更紧密。直到现在，我上课也会时常对学生讲，作为考古学家，你给自己的定位首先是科学家。
我那届是南京大学“文革”后首届考古学专业，包括张敏、周晓陆和殷志强等十二位同学。在课程讲授上，除了本系的蒋赞初、张之恒、秦浩和查瑞珍等老师，外聘老师特别多，诸如石兴邦、汪宁生、佟柱臣、安金槐、赵青芳、姚迁、李伯谦、纪仲庆、吴伯匋、朱伯谦、刘叙杰、汪遵国和邹厚本等先生，当年国内许多最优秀的学者都给我们上过课。那时候的学者，刚从“文革”阴霾中走出，对年轻学子满怀爱心。大学二年级新石器时代考古课程结束后，张之恒老师带领我们参加海安青墩遗址发掘，秦浩老师还带领我们到郑州、洛阳和西安参观实习，第三次实习是蒋赞初老师带领我们去鄂州发掘六朝墓葬。我们在田野实习过程中喜欢写诗，意气勃发，讴歌考古、青春与未来。
年春季青墩遗址考古实习期间参观南通博物苑
年秋季湖北鄂城考古实习期间夏鼐先生前来指导
我的整个大学生活都沉浸在如饥似渴的学习之中，这里举三个例子。一是“不回家”，我寒暑假基本不离校，仅有两次例外，一次是去淮阴考察韩信史迹，以撰写相关论文，还有一次是回家过春节，在家待了四天。寒暑假是学习的最佳时机，屏除一切干扰，预习下学期课程，更重要的是可以自由读书。有一年暑假，考古资料室对学生开放，我每天把自己关在资料室，将《考古》《文物》和《考古学报》通读一遍。二是“不用热水瓶”，我当时认为用热水瓶耽误时间，因为要拎着热水瓶排队打水，所以大学四年从未使用过热水瓶，即便隆冬，也用冷水洗脚。三是“自我批判”，但凡学习稍有懈怠或时间稍有浪费，我便会在日记中不断批判自己、反省己身，深感对不起父母、老师与国家。
当然，南京大学的学习氛围本就如此，学生很勤奋，起早贪黑。早上天没亮，我就出去跑步，然后晨读，晚上熄灯后，在楼道里继续看书。甚至，和我同住的室友，数日不见我踪影。学校有助学金，班上我拿得最多，因为我家庭条件最差，助学金一半用以吃饭，一半用以购书，大学四年我从未买过水果。我中学学的是俄语，英语底子薄，因而学英语特别勤奋，大学二年级就开始阅读外文书籍和刊物，比如英国《古物》杂志，并尝试对感兴趣的内容进行翻译。
大学期间，我一直在学生会负责办黑板报，写了数百篇稿子，包括小论文、诗歌、散文和小说等，这项工作对我影响非常大。我毕业之后，把有些考古小论文加以增补，发表在《农业考古》等刊物上。那时候，我对童恩正先生很崇拜，他的论文、小说和电影，都认真地看过，自己也学着创作考古科幻小说——《天上人间》，在黑板报上连载，纪仲庆先生很欣赏这篇小说。
有次出黑板报，缺了一个“豆腐块”，需要补白，恰好我在报纸中读到一段古汉语，就把这段古汉语抄录下来，添上自己的解释，署了我的笔名。我有二十多个笔名，熟识我的同学能认出。次日，同学周晓陆贴出大字报，指出我剽窃报纸。作为回应，我将我写作的稿纸，贴满宿舍山墙。此事轰动一时，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教训，触动极大，时刻警醒我治学要严谨，即便一丝一毫，也绝不掠人之美。一直以来，我都由衷感谢周晓陆先生，我们之间也保持着长久友谊。
总之，我的大学生活非常充实，也非常艰苦，内心始终怀揣理想。我自己的体会是，好大学就是好本科，好本科可以决定人的一生，我后来的工作和研究均是以本科学习为根基而铺展开的。
肖宇：金观涛将“八十年代”视作“一场宏大的思想运动”，各种思想汇成潮水冲决思想禁锢的堤坝，高等学府尤是如此，这对您的成长产生过影响吗？
贺云翱：当时的中国刚刚苏醒过来，高校在进行思想解放大讨论，我也积极参与其中，我还写过一篇关于大学生解放思想的文章，刊发于《光明日报》。对我更为直接的影响是由此引发的“文化热潮”，学界出现了大量文化讨论的文章，我热衷收集和阅读这类文章。同时，我还以学校黑板报为平台，撰写文章参与文化讨论，涉及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等众多学科，我的藏书中除考古学之外，数量最多的就是文化学方面的。这对我日后办刊物、搞研究均有影响，以至于后来我写过一本20余万字的《中国文化建设概论》，文化问题至今都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