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德元年，刚一入冬，吐蕃军几乎在毫无阻拦的情况下攻陷了长安，迫使唐代宗逃往陕州。而担任“判元帅行军司马”一职的程元振，则受到弹劾，政治生命就此画下句点。
轻易丢失首都的军事挫败，让程元振彻底失势；宰相元载开始兼任“判天下元帅行军司马”之位。
与此同时，宦官鱼朝恩，及其管辖之下的神策军，也在皇帝东逃陕州之际，踏入了大唐帝国的政治中枢。
鱼朝恩是先帝旧臣，素来在外监军。曾在唐肃宗乾元元年至二年春季，以“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的身份，参与九节度使围攻相州的战役，名冠一时。
乾元二年春，帝国军围攻相州城失败以后，诸军各自退却，鱼朝恩则随神策军退保陕州，继续履行监督之职责。
神策军，本是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成立于唐玄宗天宝十三年的戍边部队。当唐代宗逃往陕州避难时，鱼朝恩便凭此批驻陕军队，前往护驾勤王。
可见，鱼朝恩是唐肃宗留下的旧人，而神策军则是边军，两者本与唐代宗渊源不深，但在广德元年的危局中，鱼朝恩与神策军的到来，对大唐帝国而言，不啻是雪中送炭。
唐代宗剧照鱼朝恩和神策军，既可解“近渴”，又是长虑却顾之术
唐代宗任用鱼朝恩与神策军，并不只是个“狗急跳墙”的权宜之计。事实上，若环顾当时帝国的险境，即可看出代宗重用鱼朝恩，并培植神策军的决定，是相当明智的。
环顾代宗当时，打了近八年的安史战争，才刚在广德元年春季暂告一段落。战争中，帝国除了失去叛乱的河北诸镇地区，自“安史之乱”开战以来，帝国安西、北庭、河西、陇右、朔方、河东等边镇兵马屡屡内调，并在战争中受到损耗。
受此影响，帝国西北方的边防出现缝隙，吐蕃军已趁隙侵没帝国西北边数十州。帝国境内沦为战场的地区，受到直接破坏；没沦为战场的地区，也多多少少被征调人力、物力。
更由于帝国以“投降为名、和平协议为实”的方式结束战争，致使河北几大节度使依旧强硬，帝国仍必须在东线驻军，消耗国力。
一场大战已令帝国力竭，喘息未定，吐蕃军又接踵而至。因此可以说，汇聚数年来唐帝国的衰退与唐吐战争的结果，才有了广德元年的入侵。
唐代宗剧照此刻，皇帝直属的禁军无力阻挡吐蕃军的入侵，而帝国倚重的几支军队，则难以召集。在此危局中，神策军的出现，自是皇帝求之不得的事情，可一解帝国燃眉之急。
不过，帝国虽能渡过广德元年的危机，但战后的危局仍在。
因此，帝国极需一支直属于皇帝、具备即战力、比以往禁军更强大的军队，来支撑帝国再兴的伟业。
“安史之乱”以来，帝国多年倚重的是朔方军，但帝国对朔方军的猜忌，和朔方军几次充满疑问的叛乱事件，都令帝国与这支劲旅产生嫌隙；反观神策军，则几经战阵、颇有勋功，还有富有军事经验且出身宦官、仰赖皇家的鱼朝恩，来确保这支军队的忠诚，恰好符合帝国的需要。
于是乎，神策军被唐代宗带入长安后，便逐步扩充成直属天子，又兼有禁军、中央军与边军的军事组织。
唐代宗剧照鱼朝恩何以走入帝国权力中心？
也许，神策军与鱼朝恩有多年的从属关系，使得代宗最初运用神策军的同时，不便换掉鱼朝恩，但是渡过广德元年的危局以后，皇帝固然可以保留神策军在京服役，且不必放任神策军在鱼朝恩手上扩张。
然而，在帝京组建大军一事，如果不能交给可信任的人物负责，恐怕是自寻死路。与其曲意奉承那些不能信任的人物，任其坐大而吞噬自身，或因其无能牵连自己，不如交给宦官鱼朝恩。
因此，以神策军为中心组建天子嫡系部队，并交给鱼朝恩负责，恐怕还是皇帝考量鱼朝恩的忠心、组织能力与军事经验的结果。
从结果来看，鱼朝恩在广德元年冬至代宗大历五年春，担任神策军进京后第一代执掌者的所作所为，尚属成功。
在此期间，神策军不但吸收了一些有战场经验的外镇将士扩充实力，还在鱼朝恩的策划之下，于大历四年接管了一批长安西、北方的军镇。这让神策军正式“出了圈”，跨出了禁军的范畴。
这些政策，并不只是基于鱼朝恩的私利，也符合帝国所需；也因此，在鱼朝恩失势被杀后，这些办法仍被保留下来，甚至被发扬光大。
唐代宗剧照鱼朝恩“威胁”皇帝以致被杀，是真的吗？
大历五年，鱼朝恩被唐代宗诛除。
对于鱼朝恩的死，史书上指控是鱼朝恩“威胁”皇帝，才逼得皇帝在百般困难中费尽心机，将其诛杀。
这种说法是真的吗？
首先必须承认的是，很难有什么政治关系，能跳脱竞争与合作。掌权的鱼朝恩固然会对皇帝产生“威胁”，但问题是，“威胁”究竟到了什么程度？
翻开史书，细察鱼朝恩之死，如果说鱼朝恩骄横到连皇帝都要忍让，那为何大历五年春，有人提醒鱼朝恩皇帝似乎有异时，鱼朝恩会感到“疑惧”？若非鱼朝恩顾忌皇帝，又何以皇帝对其“恩礼日隆”，可令其感到“自安”？
事理纠结，难以决断。对此，与其在种种“皇帝与宰相必须绞尽脑汁才能除掉鱼朝恩”的故事中打转，并借此抨击宦官干政的不是，不如回归权力的“天平”来看。
韩信剧照鱼朝恩，可以被称为是协助唐代宗于广德元年以后“中兴”的“功臣”，那么，对于功臣之死，就不应忘记韩信对“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一语的感叹，更不能忘记“功高震主”的道理。
自广德元年以来，鱼朝恩在长安领导神策军六年有余，神策军已渐去边军性格，转型为天子嫡系部队。
相对于广德元年皇帝出逃的窘况，帝国的形势已稳定许多，在此情况下，鱼朝恩的必要性渐渐地淡化，皇帝的眼光或许因而开始看见了鱼朝恩权力“过大”的问题。
想想，如果说唐肃宗担心封了宰相的郭子仪与李光弼恐将无官可加，那么又何尝不会担心在永泰二年已位居高位——开府仪同三司、兼右监门卫大将军、仍知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知内侍省事、内飞龙闲廐使、内弓箭库使、知神策军兵马使、上柱国、行内侍监，判国子监事，充鸿胪礼宾等使，封郑国公，食邑三千户——的鱼朝恩，将无官可加？
唐肃宗剧照当某些臣子“权力过大”时，皇帝或别的臣子就会想裁抑之，嫌隙遂生；而对那些握权多年的臣子，要被罗列似非而是、似是而非的罪名岂不容易？
此番道理，对朔方名将、中兴功臣郭子仪、李光弼如此，对宝应元年失势的李辅国如此，对于大历五年被杀的鱼朝恩来说，也是如此。
即便是被认为协助诛除鱼朝恩并接掌大权的宰相元载，随后也被视为“志气骄溢，弄权舞智，政以贿成，僭侈无度”的权臣，而在大历十二年被皇帝赐死。
约莫百年以后，帝国的一位节度使留下“国家喜负人”的感叹，不知道出多少人臣内心的苦楚？
唐代宗剧照玲珑说
在权力“天平”上，曾赐予鱼朝恩的权力，在他死后被四分五裂；神策军辗转由几位“常人”手中统领，“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一职一时间后继无人；而被视为后继掌权者的宰相元载，终究只是个没有直接领兵的宰相，只能仰仗一条三寸不烂之舌与几纸文书打他的天下。
元载这个“宰相”，似乎更像是个“家奴”。换言之，元载掌权，本身就是分化鱼朝恩权力的成果。
此后，唐代宗似乎不再愿意让拥大权的人物来兼掌神策兵权，继鱼朝恩后接掌神策军的武人们，虽说是“广德功臣”，但身份低贱、能力有限，难登权力中枢，只能潜心效忠皇帝。
而与宦官鱼朝恩结下不解之缘的神策军，自此伴随着大唐帝国一步步走向衰亡，渡过此后百多年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