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专权历朝历代都有，但程度不同，唐朝是宦官专权比较严重的一个历史时期。藩镇割据与宦官专权是唐后期的两大痼疾，使得唐王朝日益衰落、腐败。唐代初期，宦官的人数不多，也没有太多的权力。此后，宦官集团开始膨胀，但尚未形成政治势力。
玄宗朝开始赋予宦官高力士等较大的权力，是安史之乱后宦官逐渐掌握朝廷军政大权的祸乱之源。唐后期，导致唐王朝衰落的主要因素，除藩镇割据外，首推宦官专权。宦官作为刑余之人，最初是被限定在皇帝内廷从事服务工作的，但是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宦官插手国家事务，获得了外朝官员才能触及的政权与军权。
玄宗时以高力士为代表的宦官地位虽高，但仍比较谨慎，尚未太多干政。安史之乱爆发后，肃宗在宦官李辅国等人的翊戴下，在灵武即位，李辅国自恃有功而插手政务，权势日盛，甚至萌生了想做宰相的荒唐想法。肃宗离世后，他仍倚老卖老，对新继位的代宗说：“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完全不把皇帝的权威放在眼里，最终被代宗除掉。但李辅国这样的权阉只是个例，代宗除掉了李辅国，却在永泰年间命宦官董秀执掌枢密，为宦官专权在制度上提供了条件。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宪宗朝正式设立了枢密使，由宦官担任此职，宦官掌机要成为定制。起初，皇帝认为宦官只是家奴，枢密使只是替皇帝接受表奏，并向中书门下传达皇帝的命令，并不会对朝政产生影响，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宦官凭借这一职务的特殊性，逐渐插手干预朝政。
安史之乱导致唐后期的帝王对领兵将领多有猜忌，与之相对，宦官集团对于皇帝有着天然的依附性，因此皇帝觉得让宦官领兵有利于维护自身的安全。肃宗时，仍处于与安史叛军交战时期，出于战争的特殊环境，宦官李辅国开始插手禁军。代宗宝应元年，吐蕃入寇，取河西陇右地，进逼长安，代宗仓皇东逃陕州。这次事变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天子对直属皇帝的武装力量更加重视，开始着力扩充禁军并委以日益赢得唐朝皇帝信任的宦官典兵。
神策军本是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于天宝年间所设，驻于临洮磨环川，安史之乱后奉调入援，驻军陕州，卫伯玉为节度使。代宗幸陕时，鱼朝恩任神策军观军容使，还驾长安后，此军也随从入京，成为禁军，并发展成为唐后期中央政府控制的唯一的军事力量。神策军自有统帅，但由宦官监领。宦官典兵，使宦官专权发生了质的变化，最终成为唐王朝肌体中无法治愈的痼疾。
德宗建中四年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安西、北庭兵五千前往襄城平定藩镇叛乱，经过长安时，因未得赏赐而于城东浐水发生兵变，德宗出逃奉天，乱军拥朱泚为帝，围攻奉天月余，德宗最后被迫经兴元入蜀避难。经此事变，德宗遂将宦官典兵上升为一种制度，贞元十二年设神策护军中尉、中护军各两人，掌管中央禁军。
此后直至唐亡，宦官因为手握兵权，始终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拥有重要的话语权，唐末皇帝的废立多出自宦官之手，如9世纪后的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均为宦官所立；甚至皇帝的生命安全也操纵在宦官的手中，如宪宗、敬宗等都是被宦官杀害的，昭宗曾被宦官囚禁。
唐代后期，掌中央禁军的两名神策中尉与掌国家机要的两名枢密使都由宦官担任，合称“四贵”。唐朝廷的军政大权都落入宦官手中，政府各部门成了执行宦官命令、发布文书通告的具体办事机关。这种局面的出现引起了朝廷官僚士大夫阶层的强烈不满，导致他们与宦官集团的深刻矛盾。由于政府机关的衙署分布于皇城，而宦官集团则居于皇城之北的宫城内，因此，这两大政治集团的矛盾被称为“南衙北司”之争，他们之间出现过两次激烈的交锋，分别是永贞革新与甘露之变。
永贞革新发生于唐顺宗永贞元年。唐顺宗身体不好，登基时已经中风，但他是一个关心国事、有志于改变唐后期日渐衰落之势的帝王，登基后，他任用自己做太子时的两位老师王叔文、王伾领导对宦官的斗争。“二王”推韦执谊为宰相，任用刘禹锡、柳宗元、程异、凌准、韩泰、韩晔、陈谏及陆质等官员进行改革。
改革中一方面打击藩镇割据、各级贪官污吏，体恤百姓疾苦，减免苛捐杂税，安定百姓生活；另一方面主要打击宦官。首先罢去宦官扰民行为如宫市、五坊小儿等，减少内廷闲杂人员，缩减内侍的待遇；然后将目标定位在削夺宦官手中掌握的神策禁军兵权这一核心问题上。革新派安排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度支郎中韩泰分别担任京西左、右神策军节度使和行军司马，想从宦官手中夺回禁军军权，但宦官集团也深知军权对维护本集团利益的重要价值，范、韩二人并没有能够履职。
永贞革新由顺宗启用“二王”等新锐官僚进行，触动了藩镇、宦官及朝廷官僚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招致多方共同反对，他们联合起来，利用顺宗身体欠佳的情况，迫使顺宗立太子，并很快就迫使顺宗“禅让”。改革派王叔文被贬死，王伾被贬后病死，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位革新派官员均被贬为没有实权且地处边远的州司马，改革事业中途天折，这次革新因此也被称为“二王八司马事件”。
宪宗上台后，唐王朝出现了短暂的中兴局面，宦官集团的势力受到抑制，但根基并未动摇。宦官集团力量的扩展势必侵犯以皇帝为首的官僚集团的利益，冲突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唐文宗大和九年就爆发了甘露之变。
敬宗宝历二年十二月，唐文宗即位，次年改元大和。他是在敬宗被宦官刘克明杀害后，被另一派宦官王守澄推上帝位的，从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宦官内部矛盾斗争的获益者。但他更是李唐的皇帝，他痛惜唐王朝的衰落，想要有所作为，又深感受制于家奴的痛苦，加之他因祖父宪宗、兄长敬宗都死于宦官之手，父亲穆宗也是宦官拥立，故深知宦官专权之弊，对此深恶痛绝。
大和七年，他任用李训、郑注展开了与宦官集团的斗争。这两人都是靠宦官王守澄引荐得以接近皇帝，但他们执掌政权后，却从未与宦官站在同一战线，而是以国家强盛为己任，尽力辅佐皇帝。针对当时严重影响国家政局的宦官专权局面，他们献计献策，挺身犯险，与当时许多官员苟且偷安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为文宗献上了太平之策，认为当先除宦官，次复河、湟，再清河北，文宗认为切实可行。
李训、郑注先着手建立自己的团队。他们排斥与宦官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的牛李两党成员；再次起用一些被弃置散地的德高望重之臣，如裴度、令狐楚、郑覃等；还按照文宗的意图选用了一些“新进孤立无党之士”，如王涯、舒元舆、贾餗等。一时之间，朝廷正直的士大夫对李训、郑注都交口称赞，期望他们能够给国家带来新气象。
在对宦官集团的斗争方式上，他们并不蛮干，而是采用智取的方法。先利用宦官集团的矛盾从内部对其分化瓦解，如任用仇士良为左神策中尉以分王守澄之权，贬死与王守澄不和的原左神策中尉韦元素和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等，杀掉有谋害唐宪宗嫌疑的宦官陈弘志；又给王守澄加官为左右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外示尊崇之名，实夺其权；在王守澄被孤立后，大和九年十月，文宗派中使前往其宅将其毒死，这一事件对宦官集团产生了巨大的震慑作用。
李训、郑注深知政治斗争与武装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面对拥有禁军控制权的宦官集团，必须着手培养自己的武装力量。他们安排郑注担任凤翔节度使作为外援，王璠、郭行余分别担任太原和邠宁节度使，又以罗立言权任京兆尹、韩约为金吾将军、李孝本权任御史中丞。李训、郑注欲乘胜将宦官集团一网打尽，他们约定十一月二十七日王守澄在浐河边下葬时，由郑注将送葬的中尉以下全体宦官尽数诛杀。
这样的计划本来算得上周密，但是，李训却产生了私心，担心这样郑注功劳太大，影响自己的地位，为了争功，他决定提前行动。十一月二十一日早朝时，李训在宫中安排好伏兵，派左金吾将军韩约向文宗奏称金吾左仗院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李训遂建议文宗前往观看。
文宗派神策中尉、枢密使前往查看，仇士良、鱼弘志等宦官来到金吾院内，发现韩约神色慌张，又见到风吹帐幕露出手执兵器的武士，遂仓皇逃回含元殿。李训急令金吾兵动手，王璠、罗立言、李孝本也率军投入战斗，但仇士良等宦官挟持文宗返回后宫，开始指挥禁军搜捕朝官。李训、郑注、王涯、舒元舆、贾餗、王璠、罗立言、韩约、李孝本等均被杀，受牵连的无辜朝臣、百姓达数千人，这就是震惊天下的“甘露之变”。
经此一役，宦官气势更盛，压根儿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天下大事往往取决于宦官北司，以宰相为首的南衙丧失了更多的权力，只不过成为北司决定的执行者而已。文宗丧失斗志，自认为受制于家奴，连受制于强臣的周赧王、汉献帝都不如。文宗因此抑郁成疾，不再过问朝政。从此，唐代的宦官专权终至不可收拾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