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一词指代地域，最早出现在《诗经》中，《诗经·小雅·吉日》中有“瞻彼中原，其祁孔有”。翻译过来就是“遥望原野漫无边，地方广大物富有。”
自从中华文明在炎黄二帝的带领下从姬水和姜水发源，一直到北宋南迁之前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原地区都是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之地。中原地区也一直是华夏的政治权力中心，所以自古就有“逐鹿中原”一说。
图：汉族历代迁徙路线地理意义上的中原，主要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自南宋开始，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转移到江南地区。造成和推动这种经济重心迁移现象的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次“衣冠南渡”。
衣冠者，泛指缙绅﹑士大夫等。因为在古代只有士以上阶层才有资格戴冠，因用以指士以上文明礼教程度较高的群体。南渡则是指到达长江以南的地区，也就是江南。
这三次南渡分别发生于晋末、唐末和北宋末年。
晋末这次南渡发生在永嘉之乱后，史称永嘉南渡或晋衣冠南渡。没落的西晋政权在晋元帝的带领下，由西晋京师洛阳南渡至建康（今南京），这可以说是中原政权和文明的首次南迁，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国祚年的晋朝于此划为西、东两晋。
图：永嘉之乱公元年，汉王刘渊率军攻破长安，西晋的皇权统治就此烟消云散，对于司马家族的亡国之痛来说，这一事件所带来的民族融合和经济文化的传播则在历史中更为重要。
因为这一次东晋南渡建国，大量中原人士亦随着晋朝王室和贵族南移，他们带去了先进的文化、成熟的技术，雄厚的资金，充足的劳动力，使得此后江南地区的冶铁、造纸、纺织、制瓷等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建康、京口、山阴、江陵、以及远如成都、广州都成为当时繁荣的都市。
唐末这一次南迁则发生在安史之乱后。
图：安史之乱发生在唐天宝后期，由节度使安禄山、史思明发动的“安史之乱”，使繁盛了多年的大唐由盛而衰。
安史之乱自年（唐玄宗天宝十四年）起，至年（唐代宗宝应元年）结束，前后共七年之久，对唐朝后期的影响尤其巨大。随后，北方的胡族攻入中原，唐朝进入战乱和藩镇割据时代，以及之后中国更是进入了极为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
与晋朝向以建康为中心的区域发展不同的是，四川这个地区成为唐王朝最后的回旋之所，也是中原人口迁移的另一个主要方向。之后朱温篡夺大唐，另一只旁系的李氏子孙李昪占据南方建立了南唐，于是有大量中原人口向南方迁移，南方地区与北方中原的人口差距开始缩小。中国这个一直是北多南少的人口格局已接近均衡。
有学者对于中晚唐至五代十国的这次衣冠南渡，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江南的经济和人文基础。
第三次南渡在北宋徽、钦二帝靖康之难以后，史称建炎南渡或宋衣冠南渡。
图：靖康之变靖康二年，即公元年三月，金国大军攻破北宋国都汴梁，立张邦昌为楚帝，驱掳徽、钦二帝和宋氏宗室北返，北宋自此灭亡，史称“靖康之难”。赵家统治者赵构又带着氏族、缙绅来了一次衣冠南渡，在杭州建立南宋。
中原汉族又一次大量向南方迁移，这次的政权中心进一步南移南方的江南地区作为南宋的统治中心区域取代中原成为了新的经济中心。之后蒙元势力在于金国的较量中占据了上风，跶虏铁蹄入主中原，使中原地区经济生产和文化生活破坏严重。
纵观三次衣冠南渡，可以看出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当孱弱的政权无法抵御强大的外族入侵，只能选择避而远之，第一次是匈奴的刘渊，第二次是康国的安禄山，第三次是女真的完颜晟。汉室统治者的无奈之举背后，是数不清的背井离乡和颠沛流离，这些痛苦在漫长的历史里只翻起一点小小的浪花，就消失无踪，而用此换来的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融合。
北魏孝文帝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直接导致中国北部地区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期，以匈奴、鲜卑、羯、羌、氐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原地区。一向仰慕中原文化的他们，在建立政权后没有高筑种族壁垒，而是开放地任用汉人，并委以国政重任。譬如石勒用张宾，苻坚用王猛，北魏拓跋氏用崔浩、李安世，北周宇文氏用苏绰等。尤其鲜卑建立的北魏，孝文帝更推行大规模的汉化运动，胡汉相互通婚，两族界限渐渐模糊。以鲜卑族传统演变而成的胡服后来成为了大唐的常服。日复一日，这些少数民族日渐融入中原文化的背影之后了。
而由中原前往南方的汉人，同样用传播过去的中原文化影响和同化了当地的少数民族，这样南北两地的民族都在发生融合、演化的情形，对日后中华民族的形成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合久必分，乱久必治，在破坏中构建着新生的秩序，在强盛里滋生着暗淡和衰败，这就是历史，一件人类用千秋万代的时间和生命共同累积出来的作品，它只是时间的简单罗列却带着无解的错综复杂，看似无章可循却又隐约藏着某种神秘的规律，它坚定地沿着他既定的轨迹前进却又孕育着无数的变数和可能，也许这就是历史的魅力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