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运河的兴建
（一）隋朝初期的运河
自魏晋南北朝的纷争以来，中华大地各个地区之间的发展随着长期分裂的局面而变得不同。在隋朝的前身——西魏和北周统治时期，南北各地区之间为争夺天下，相互爆发了激烈的战争。受政治因素影响，天下大致分为了关陇、河北山东、江南三大门阀集团，三大集团各自拥护本地的政权，相互交战攻伐，各地区之间矛盾重重。
公元年，隋军大将贺若弼、韩擒虎领大军南下，一举攻克南陈都城建康。随后在同年九月，隋文帝杨坚派遣使臣韦洸等人安抚陈朝旧地，岭南冼夫人率众迎接隋使，岭南诸州悉为隋地，隋朝完成了全国性的统一。从汉末以来，中国分裂混战的局面成为历史，一个新的统一大帝国再次出现。可随之而来的，是隋朝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统治压力——秦汉统一的时代已成过往云烟，对于隋朝的统治者来说，如何管理这个新生的王朝才是对其真正的考验。
自汉末以后，由于大一统局面的瓦解，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使得北方各地长期蒙受惨酷的兵祸，大量肥沃土地荒芜，生产力受到很大打击。而在隋王朝统一后，其统治的重心依然在北方，但此时的北方历经四百余年风云激荡，关陇一地已经无力供给整个帝国。固然，当国家重新统一，战争停止时，过去那些抛荒的土地也会逐步恢复生产，但农业产量想要完全回到曾经的水准，却是一个需要大量时间的过程。但在北方土地的生产力日渐耗竭的同时，江南地区经过东晋、宋、齐、梁、陈五朝的恢复与开发，当地农林工商等一众行业都得到充分的发展，南方的经济地位正在迅速提高。“鱼盐之殷，舳舻之富，海陵所入也；齿革羽毛，玄熏玑组，东南所有也。”经济上北方一家独大的局面，自永嘉之乱时起，至隋朝发生转变，南方的经济逐渐超过了北方，中国的经济中心不断南移。
这就使得，伴随着新兴的大一统王朝——隋朝的兴起，连通帝国南北经济，新修交通要道成为了隋王朝维系自身统治的必要任务。早在隋文帝统治时期，杨坚就已经知晓修建运河以沟通各地的必要性：隋初时杨坚决定仍以过去的长安城为都。但西魏、北周两朝的旧都城位于龙首原上，不仅残破，宫室狭小，而且距渭水太近，城内潮湿，城中用水皆咸卤，不可直接饮用，不适宜作为统一的隋王朝的长远的都城。于是，隋文帝杨坚于开皇二年（年），下诏在汉长安城东南重新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新都城（因杨坚曾在北周时被封为大兴公，所以新建的都城取名为大兴城）。在隋朝建城的同时，杨坚又令开凿龙原首渠、永安渠、清明渠，引浐水、交水、潏水入城。新修建完的大兴城，北临渭水，东有灞、潏两水，漕渠运输相较之前的旧城已经较为便捷。不过大兴城依旧位于关中，平原面积较小，耕地不足，所生产的粮食不足以供给京畿以及周边地区使用。因此只能从农业发展良好、余粮充足地区运输粮食来接济。《隋书》记载“京邑所居，五方辐凑，重关四塞，水陆艰难”因此，为了解决京畿地区的经济和粮食困局，隋朝开皇四年（年），隋文帝杨坚决定兴修疏通渭河水道，下诏任命先前主持大兴城建造的宇文恺开凿渭渠。诏书指出，当时的渭河“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阂。计其途路，数百而已，动移气序，不能往复，汛舟之役，人亦劳止。”宇文恺领命后，由大兴城附近开始开凿运河，于渭河南岸向东前进，直到在潼关附近衔接黄河。建成后渭渠又改称广通渠，这条水渠不仅解决了关中地区通往都城的漕运问题，而且还为沿渠人民带来诸多好处，故当地百姓又称它为富民渠。这条人工水渠的修建，是新兴的隋帝国对运河漕运的一次成功探索。
与此同时，为了方便河北山东等地的粮食财货运输，隋文帝还在山东（崤山以东）地区修建众多人工河道，以满足关中日益增长的人口所带来的新需求。比如于开皇七年征陈所开凿的山阳渎，日后在粮食紧缺之际，此河道也经历了新一轮的疏通施工，河道有所拓宽，并承担了文帝后期部分运送江南粮食的任务。通过隋文帝一系列治河与筑河工程，帝国的经济危机得以取得一定的缓解，隋朝的统治者也体会到了运河为国家经济带来的好处，这为隋初开皇之治“人物殷阜，朝野欢娱”的繁荣局面奠定了基础。
（二）隋炀帝兴修运河
隋朝的第二位皇帝杨广继位后，立即开始为实现他所梦想的富强大业而大兴土木。杨广试图在文帝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皇权，打压朝中地位崇高、可能威胁的自己地位的的一众关陇勋贵。因此，隋炀帝需要扶持山东和江南的士族势力，但此时的隋朝刚刚平定天下，加之文帝时隋朝一直坚定地推行“关中本位政策”，对其他地区的控制力并不强。隋炀帝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加强隋朝中央对山东与江南的掌控，同时也为能够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于大业元年（年）诏令杨素、杨连、宇文恺等重臣营建新都东京。这本是隋炀帝对东移政治中心，加强皇权的一次尝试，如若此时暂缓其余徭役，对民力和国家的消耗不会这样巨大。但出人意料的是，隋炀帝杨广在缩短工期，重压民众之后，并没有停下国家大型工程的脚步——在东京城刚刚筑成的一月后，杨广下诏，征发全国男子兴修大运河，贯通南北交通。
隋炀帝时期所筑运河共有四条，即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运河，这四条运河分别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但这四条运河并非隋炀帝首创——隋代大运河实际上是隋王朝将春秋以来的历代人工运河加以修缮、连通、拓展，才形成了后世所称道的隋唐大运河。
在隋炀帝开凿的运河中，以通济渠为最早。通济渠自西苑开始，引洛、谷两河绕道东都城南及城东，流经偃师县和巩县，于洛口进入黄河。然后再引黄河水入汴渠旧道，最终汇于淮河。全长一千三百余里，渠宽约四十步，为取悦隋炀帝，两岸多栽种绿柳，使得通济渠道四周“绿影一千三百里”“柳色如烟絮如雪”。而在开通通济渠的同年，即公元年，炀帝又征发淮南10余万人，重修邗沟，将其“上接通济渠，下接江南运河”。《资治通鉴》记载：“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修筑邗沟时，隋工匠借由东汉时开凿的邗沟直道，连接南北。在兴建途中，又多次借由文帝时凿筑的山阳渎用以通航，利用江淮之间的自然河道与湖泊加以连接，从而保障了渠道的稳定。而处在通济渠和邗沟两条运河交汇点的淮安，一跃成为了隋唐大运河途中的交通要道，被称为“南北襟喉，江浙冲要”。在通济渠、山阳渎工程告竣五年以后，隋炀帝于大业六年（年）“敕穿江南河”。这条江南运河自京口绕太湖之东直达余杭，全长里，宽10余丈。在此前历代江南运河的基础上，截弯取直，加深加宽，整理疏浚的。但在隋朝时期，江南运河并不常用，直到唐朝时期，它才发挥出漕运的作用。
通济渠
永济渠是大运河最北端的一段，南至黄河，北通涿郡。这段运河也是基本利用自然河道开凿形成的。水工们将沁水、卫河的水源引向北部，再将两河之水引入曹魏时期所建的白沟故道，后又将汉代屯氏河与西汉大河故渎相连通，另开凿河道，将北线全线贯通（由沁口到涿郡）。但是永济渠的功能和其余各渠不尽相同，其主要作用更多体现在隋朝三度北伐高句丽时，被用来调动部队，筹集军粮等事。
永济渠能在短短数年间可以将全国南北运河疏通连接，形成举世瞩目的隋唐大运河，这一壮举无疑是隋朝国力富强，组织能力强大最好的体现。但无休止的滥用民力，最终也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为图缩短运河工期，各地纷纷加大对百姓的压榨，作为运河工程重点之一的通济渠于大业元年（年）三月二十一日开工破土，却在同年八月十五日全线完工，仅用时一百多天。与此同时，河南淮北的民工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死者十之五六”“丁男不供，役及妇人”，隋朝的百姓真正体会到了人间炼狱的感受。但沉浸在“大业美梦”之中的隋炀帝杨广完全没有意识到民间的死伤，在兴修运河之后，杨广便急不可耐地乘龙舟南下巡幸江都，彰显其所谓的隋朝大国之威。
随后数年，隋炀帝还北击突厥，西征吐谷浑，三伐高句丽，让本就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的普通百姓彻底失去了活下去的可能，隋朝的统治彻底失去民心，隋炀帝本人也在举国皆怨中走向了人生的结局——隋王朝最终灭亡了。
二、隋末唐初时期运河的作用
当隋末北方起义军发展壮大之际，隋炀帝却放弃了王朝统治的基本盘，于年执意前往江都南巡，并且此后再未返回东都。当初修建大运河时为了配合漕运，隋朝在运河沿线设置了很多粮仓。如隋代有著名的洛口、黎阳、回洛等大仓，“置回洛仓于洛阳北七里，仓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当隋朝的统治不断崩溃时，这些粮仓无异于一个个无人看管的金库。对隋王朝留下的权力真空和巨额财富，各支起义军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他们纷纷四面出击，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占领隋朝的各处郡县。自然，极具战略价值的大运河成为各大势力争夺的对象，而位于南北运河交汇处的洛阳更是成为天下的焦点。数年间，洛阳几度易手，瓦岗军、王世充、窦建德在此上演了隋末舞台的最高潮一幕。
伴随着隋朝的彻底崩溃，大运河原本所具备的通商、运输、交流等功能无所施展，航道堵塞，兵荒马乱的局面也使得运河的维护成为泡影，不少处河道在隋末动乱之际因无人管理而被泥沙淤堵，大运河的风采也渐渐消散，成为隋朝暴政的物质载体而被百姓所痛恨。剩余可以使用的运河也被各地军阀利用，沦为了军事工具，为各大势力运输物资，调集军队。沿岸百姓不堪其扰，四散奔逃。这一局面直到唐军东出一统天下才终于结束，运河的乱局得以平息。
唐朝的建立，令隋末军阀林立，天下大乱的时代自此结束，这让大运河的命运再次改变。在唐朝初创时期（即武德、贞观两朝），王朝面临的问题与隋初有些相似，帝国的政治中心是居于天下西北的关中地区，单单凭借一地的财货赋税难以长久供给中央政府的财政；但不同的是，唐代并不需要隋朝那样大规模开凿运河，终唐一朝，更多是在利用隋朝遗留下的运河加以疏浚整理，修筑小规模运河辅助。在隋朝几乎难以发挥其作用的大运河反而在唐朝得以浴火重生。正所谓“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
但大运河在唐初的经济恢复中并不起到主要作用，其原因也很简单：唐初时实行府兵制，兵员大多能做到自行备粮、自给自足。故唐高祖、唐太宗时期战事虽多，但政府开支却足以支撑多次战争。在唐朝统治初期，大运河更多适用于南北间的经济交流，而非向关中转运物资。
但伴随着统治时间的增加，唐朝中央的开支逐渐增加，运河对于帝国的意义也发生了改变，由经济的助推器逐渐转变为财政的大动脉。一方面，关中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使得地区内人口不断增长，人地矛盾开始激化；另一方面，唐朝局势安定的情况下，勋贵功臣不可避免的要添置家产，从而加剧关中的土地兼并。这无疑会使得朝廷掌握的土地数量下降，所能收取的赋税也会随之减少。这令唐朝对于运河依靠逐渐加深，大运河的地位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水涨船高。
三、高宗至玄宗统治时期的运河（盛唐）
从唐高宗继位之后，大运河的运转更加重要，真正成为了唐帝国经济命脉。从太宗统治后期开始，唐朝的政府组织机构就开始一步步扩大，而官员人数在高宗一朝则更为膨胀：“太宗时，内外文武高级官员一共六百四十二人”及高宗时，一至九品官员朝中激增至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人。而这一趋势依然继续发展下去。虽然高宗李治试图通过打压关陇勋贵来削减官僚群体，加强皇权，但效果不佳，并不能根治官僚集团的进一步扩张。而官员数量的增长往往会促使土地兼并加剧，这又使得唐朝府兵制逐渐瓦解。到高宗统治后期，关中等地的土地已经不足以分配给士兵们从事生产，在这些不利因素影响下，唐军中的底层士兵大量逃亡，唐朝原有的军事和经济制度以难以维持早先高昂的战斗力。为了缓解危机，强化国防实力，唐高宗时期又开始试行以募兵制替代府兵制。这样一来，唐朝兵制逐渐由兵农合一转变为兵农分离，唐军也在向职业军队发展，从而使得国家负担军队开支和给养，这必然导致政府开支不断增加，从而使唐朝愈发仰仗大运河的运输力，从河北、山东、江淮等地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进入关中。
但这一时期的运河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陷。和大多数人的印象不同，运河的运输方式大多也都是人力，只有在水流流向相同、顺风而下的时候，运河上的纤夫才能有休息。这也导致运河中的运输船单次运输量并不大，为满足关中愈发增加的物资需求，漕运船队只得增加运输次数和运船数量，这让唐朝财政在漕运上的开销也飞速增长，加剧了帝国的财政困难。另外，人工开凿的运河与自然运河河流相比更容易堵塞。唐朝初期时，每至初春时节，朝廷就需要征发大运河附近州县丁男“塞长茭，决沮淤”人工疏通河道堰口，修理沟渠，否则运河堵塞，河水不能进入运河河道，王朝赖以生存的漕运就会中断。因此，唐朝只能每年继续扩大对运河的开支，抽调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维护运河正常运转。
此外还有一点，运河漕运并不是一帆风顺。从南北两方输送过来的物资财货可以凭借大运河较为方便地运送到洛阳附近集散，但从洛阳继续向西前往长安的这段河道真可谓艰难困苦。在唐初时，就常有船只在三门山一带倾覆。到了高宗时期，曾想改善黄河航道，唐廷遂于显庆元年（年）派遣数千军士工匠，试图开凿三门山航路，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在多次尝试均失败之后，由洛阳运送至长安的物资则大多改由陆路入潼关前往，这不仅仅又一次加剧了唐朝的经济负担，还限制了关中平原的发展。唐代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联系较弱，是上述弊端造成的根本原因，但这种局面中央政府也无能为力，只能进一步增加对运河的依赖。关中在全国的经济地位逐渐下滑。
关中经济情况的不断恶化，使得这一帝国的中枢地区常常出现经济困难，难以供给全部人口的现象。为了缓解关中的经济与粮食危机，唐高宗重新采用两都制，将洛阳定为帝国的东都，一遇到关中出现供给不足时（特别是灾年时期），上自皇帝天子下至各级政府官吏都东迁到洛阳办公，这一行为被称为“就食”。由于洛阳良好的地理位置（位于南北经济要冲），又逐渐成为南北运河漕运的物资集散中心，故此其经济地位愈发重要。而随着政治中心的再次东移，洛阳的开发达到新的高度，凭借着良好的经济水平和源源不断的运河物资，在唐高宗时期，洛阳的发展就已经超过了长安。甚至在武后统治时期，洛阳真正成为了帝国的首都。这样一来，政治军事重心东移，通过运河起有能与经济重型紧密联系，这让诺大的唐帝国能名副其实的凝聚成一个坚固的整体体，使自贞观之治以来有所下滑的国力得到了恢复。
但到了唐玄宗统治时期，这种情况又为之一变，唐玄宗李隆基对于无休止的在洛阳与长安两地往返的现状极为不满，并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困扰王朝几十年的问题。于是，在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玄宗任命裴耀卿为丞相，集中完善漕运问题。上任之初，裴耀卿就提出了要改善运输和完善仓储制度的方案，推行转运法（即分段运输）以取代过去低效的运输制度。他在运河船只交汇的地区设立河仓，用来存放江淮地区所运送的粮食。随后，裴耀卿又在洛阳到长安之间的区间内设立多个大型仓库，并在危险的三门山附近开凿陆上道路，以避免运输船在河中倾覆。在陆上运输通过三门山后，再改由船只运输，由河入渭，以充实关中。“于河口（即汴河从黄河分流的地方）置一仓，纳江南租米，便令江南船迥。其从河口即分入河洛，官自雇船载运。河运者，至三门之东置一仓。既属水险，即于河岸榜山车运十数里。至三门之西，又置一仓。每运置仓，即般下贮纳，水通即运，水细便止。渐至太原仓，诉河入滑，更无停留，所省巨万。”而除上述改革以外，裴耀卿对于漕运物品的种类，也有一些改革。以前江淮地区服漕运徭役的百姓需要自行把租米用船运往洛阳，运费也要由自己负担。如今裴耀卿新政规定：租船到达河阴，把租米卸下后，便可直接返回南方，不必再像以前那样另外雇佣水手在黄河航运。这样一来，各地百姓就能够省下一部份运费，船夫亦比之前更加空闲，有了自己支配的时间。这些举措大大降低了百姓的经济负担，客观上又促进了江淮、河北等地的生产发展。
在裴耀卿改革之后，漕运船队的运输效率大为提升，单次运输的距离变短、风险降低，运河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使关中的财富迅速增长起来，当地所生产的物资变得丰富宽裕，逐渐能够满足唐朝中央政府应开支激增而引起的对于物资的需要。
但唐玄宗李隆基并没有停下对漕运的改制，天宝年间的另一项重大的漕运改革是韦坚所完成。天宝元年，唐玄宗提拔韦坚担任陕州刺史兼水陆运使。韦坚将裴耀卿改革所没有提及的河道翻新内容视为改善漕运的重点。他根据隋朝旧渠的故道，在渭南重新开辟了一条与为何所平行的漕渠，并利用东南运河和漕渠，将大量物资运入关中，以增加关中的财富。《旧唐书》中的《食货志》有云：“坚请于江淮转运租，米，取州县义仓粟，转市轻货，差富户押，若迟留损坏；皆往船户。关中漕渠，凿广运潭以挽山东之粟，岁四百万石。”另外，他又疏通了潼关附近的黄河河道，使得三门山航道重新得以利用，来往物资不必再改由运陆路运输，大大节省了漕运的开支，进一步提升了运河的作用。
经过唐玄宗时期的漕运改革之后，运河的运量得以迅猛提升。关中作为帝国政治军事中心，已不必将洛阳作为长安的粮仓，而是将其作为运河的关键枢纽，与南北经济中心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正是在开元盛世的时期，唐帝国以运河作为纽带，将各地区统筹结合起来，真正凝聚了一个坚固的整体，国力登峰造极，大运河也随之而走向自身的极盛时期。
四、唐王朝的中衰与运河改革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正当唐朝国势达到顶峰后，安史之乱爆发。这令唐帝国与运河过去的光辉烟消云散，安史叛军和唐军长达八年的作战，更是让曾经经济发达的黄河流域变成民不聊生，凋敝不堪的战场。《旧唐书》指出：“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袋内，不满干户。并邑榛棘，豺狼所啤.....东至郑、汴，达子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从唐代行政区来看，受战争破坏最严重的是河北道、关内道，其次是河南道、淮南道。北方的经济遭受巨大打击，唐朝的国力更是一落千丈，此后，唐朝中央政府不得不进一步加深对运河的依赖，漕运完全成为了维系唐朝统治的经济生命线。到了中晚唐时期，朝廷的财政甚至只能仰仗于江淮一地。但在朝廷对运河的依靠愈发加深的情况下，大运河却再也难以恢复到开元时期的盛况。
在政治上，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大为减弱，逐渐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河北的安史叛军虽然被击败，但其降将却只需向唐廷臣服，结束战争，就轻易的占据河北。朝廷“以史朝义降将薛嵩为相、卫、邢、洛、贝、磁六州节度使；承嗣为魏、博、戀、沧、瀛五州都防御使；李怀仙仍故地为幽州、卢龙节度使”从此，唐朝基本失去了对于河朔地区的管理；而在唐军平叛的过程中，部分将领的实力得到膨胀，凭借军功而割据一方，不服朝廷约束。他们在各自辖区内“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畜”节度使全面掌握军政财赋等大权，并与唐中央政府相对抗。北方的赋税多被这些藩镇侵占。而在长期混战的局面下，运河漕运断绝，其维护又无人过问，各河道均出现不同情况的淤堵。安史之乱平定后，运河又多受到藩镇阻挠，江淮的财货一时难以运达长安。
由于中原混乱的局面影响，大运河始终难以发挥出全部的航运作用。肃宗、代宗时期作为军事政治重心的关中因为运河的阻塞而不能和经济重心的江淮取得紧密联系，江淮之不能充分满足关中对于大量物资的需要。故“自兵兴以来，凶荒相属，京师米斛万钱，宫厨无兼时之食；百姓在畿甸者，拔谷挼穗，以供禁军。”因漕运常被阻断，唐朝曾一度利用汉水进行运送，但效果并不理想，虽然汉水可以勉强替代东南运河沟通南北，但远没有运河便利，而且汉水漕运花费更为庞大，这对于经过安史之乱之后唐朝政府来说是难以长期维持。为能重新恢复漕运，唐代宗于宝应元年，以刘晏担任户部侍郎，将金照银冲杜氏转运盐铁铸钱等时，责令他着力恢复和改革漕运。
刘晏长期和运河打交道，对于当日运河复航的必要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当日帝国已衰的势运的挽回，关中人民赋税负担的减轻，及以洛阳为中心的广大而残破的战区的复兴，都有待于运河的恢复航运，其需要的迫切是非常明显的。可是，运河复航却不是一件容易实现的事。在当日战后调零残破的环境中，运河之恢复大规模的转运，要遇到四种不易克服的困难：第一，运河黄河间因为经过长期战争的破坏，数百里绝少人烟，航运最为需要的劳力，供给至感困难；第二，运河河道因为过去长期阻断，很久没有疏浚整治，以致渐渐淤塞而不便航运；第三，洛阳以西的黄河沿岸，早就没有军队驻防，盗贼横行，航运者所遇到的治安问题非常严重；最后，自江苏至潼关附近东西三千里的交通线上，跋扈的军人每借口衣粮不足来掠夺转运的物资。总之，当日因转运江淮物资而发生的治水、劳力和治安等问题，都是非常棘手的。此外，河汴间亦因战争破坏而生的劳力供给的困难。
面对著当前漕运的困难和需要，刘晏开始他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对漕运的改革从各方面开展，首先要重新梳通运河，以免因淤塞而不便航运。刘晏发动沿岸民工，组织人手挖掘河中的淤泥。他创新型地改变过去“州县取富人督漕挽，谓之船头”的办法，“以盐利为漕佣”，与民分利来吸引百姓参加，使“不发丁男，不劳郡县”，节省了政府的一大笔开销。而为了维护运河运转，刘晏又设立“教漕卒”，令其“人人习河险”，又在沿岸设置警卫，用于保障漕运安全运输。除了对运河河道的硬件维护，刘晏又对漕运运行体制进行改制，刘晏改进裴耀卿的分段法，改由按江、汴、河、渭不同流域，而分段组纲的纲运法，合理有效的组织航运，大大提升了各段航道的工作效率。
通过上述改革，运河得以在中唐重新焕发了生命力，改变了自安史之乱之后的中衰现象，刘晏所提出并实行的这一套漕运制度，及时的缓解了唐朝中期以后的中央财政危机。虽然这套制度并不完美（当沿岸反正占据运河要点，阻挠团队桃园也值得暂时中断）但凭借着对漕运的尽力运行，唐朝国力下滑的速度得到了减慢。
虽然经过刘晏改革之后，大运河又恢复了他过去的部分荣光，但与开元年间相比，其运量已经大为减少，几乎只有曾经的一半。改革虽然称得上成功，但却无法解决各地藩镇对于运河漕运的阻挠。此后运河长期因跋扈军阀的阻挠而不能正常的沟通南北，以至于连刘晏治理后的那种小规模运输也难以维持下去。在唐德宗统治时期，山东中原的藩镇与中央的矛盾激化，李正己和田悦等节度使甚至一度派兵驻扎于埇桥和涡口两个转运节点，还集中重兵于徐州，持续威胁着运河的漕运安全。当大运河失去漕运能力之后，给唐朝中枢的中枢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而缺乏经济自主能力的关中平原，甚至难以为边防军队提供补给，德宗一朝曾多次出现勤王部队反复叛乱的奇葩景象。因此，如果运河一旦被切断，唐朝的国家政权甚至会被动摇。通过这些这足以看出运河在唐朝中晚期经济上独一无二的神圣地位。
五、短暂的中兴
安史之乱之后，唐帝国的国运日渐式微。但到了唐宪宗时期，这种局面又出现了新的转机：唐宪宗李纯继位后修订律法、整顿吏治、减省冗官、加强中央集权，又裁撤各地不听号令的节度使，先平定了西川东江两地藩镇，后又举全国之力剿灭灭淮西地头蛇吴无济，一时名威大振。自代宗以来，地方藩镇跋扈的局面暂告一段，唐朝中央实力大大增长，史家称其为“元和中兴”。
唐宪宗自然明白他的中兴凭借的是重新组建的中央军队，而要维系中央对于地方节度使的压制，就需要足够的钱粮。所以，唐宪宗十分强调运河漕运的重要性，试图挽救日薄西山的唐王朝。为了重新打通运河这一帝国的生命线，宪宗一改唐朝政府过去软弱的做法，他派遣中央军直接驻扎于汴州，并给予其战时独断之权，令他们剿灭汴州一带的乱兵。经过唐宪宗的雷霆手段整治过后，运河乱象大为好转。
此外，唐宪宗又积极整顿官场，改革内政。清整江淮各地财富，增加了每年翻建上供的专运运输物资，支持唐朝形成了良好的良性循环，以重兵压制不尊中央的藩镇，整顿运河，从江淮收取大量财货，用积蓄起来的财力支撑军队和政府，再凭借训练有素的军队逼迫地方各节度使就范，让他们向中央提供更高的赋税。自建中元年刘晏死后久已减低的运额，到了元和年间，先后通过历任转运使的努力，又复大为增加，从而完满解决关中的粮食问题。江淮的财货、粮米，又能运达关中，唐帝国的财政危机得以缓解。军事重心和经济重心重新联系在了一起。大唐帝国再次凝结为坚强的一个整体，暂时扭转了唐朝下降的国势，甚至能从安史之乱以来衰微不振的国运中创造出中兴的局面。这些便是大运河为唐王朝打下的一剂强心针。
中晚唐的藩镇
六、唐帝国的崩溃与运河的衰败
但自从唐宪宗驾崩之后，帝国对运河的控制力又逐渐下滑，管理由密切转变为松懈，甚至一度失去了对运河的掌控。在长期与经济中心断绝联系的形势下，唐朝国力不可避免的走向低谷。帝国力量丧失使得自身走向崩溃。唐宪宗死后，停止许久的汴州兵乱又死灰复燃，运河漕运再次被藩镇阻拦。另外，在唐穆宗继位之后，唐朝的吏治又回到了腐败的老路上，运河漕运的有关人员营私舞弊，又让运河每次的运输量更为减少。在运河每况愈下的同时，唐朝中前期对于运河的制度也在不断的崩坏，自刘晏以来，唐朝政府对于漕运船只的建造疏于管理，各级官吏克扣船只制造费用而使其愈发脆薄易坏，不堪航运使用。虽然运河虽然重新打通，也因缺乏坚固耐用的运输工具而不能有效紧密联系南北方。“及咸通中，有司计费而给之，无复羡余，船益脆薄易坏，漕运遂废矣。”
而到了唐僖宗时期，唐朝又爆发了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起义军转战各地，这又从物理上阻挡了唐朝中央同运河的联系。王仙芝及黄巢作乱不久，即以兵围攻宋州，成功断绝运河的交通线。其后宋州虽宣告解围，但到了黄巢攻占长安时，在徐州割据的将领时溥又向南攻取运河据点泗州，以致运河航运又重新被阻绝。再往后，等到黄巢之乱平服，僖宗返抵长安的时候，藩镇在各地割据之势已经形成，运河再也不能把南北连系起来了。再加上从中唐时期以来就不断出现了东南盐商起义，唐朝的财政来源东南地区受到极大破坏。“东南州府遭贼之处，农桑失业，耕种不时，就中广州、荆南、湖南，盗贼留驻，人户逃亡，伤责最甚。”以“富庶甲天下”的江南地区“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而大乱爆发后，各地军阀混战，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