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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三代都建都今北京，原先唐宋时代的洛阳或开封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已经不适用了，需要在东部平原开凿一条直达的运道。
这就是京杭大运河产生的历史地理背景。
1、京杭大运河的开掘过程
元代在平宋之初，开始的漕运路线是由江淮溯黄河西上（当时黄河东南至徐州夺泗入淮)，至河南封丘县中滦镇上岸，陆运里至淇门镇，再装船由御河（今卫河）、白河（今北运河）至直沽（今天津市），再溯白河（今北运河）北上，至通州改陆运至大都(今北京)。
这是一条水陆联运的路线，绕道远，货物上下卸运，既费时间，又费劳力，甚为不便。
为了弥补这个缺陷，需要开凿两条运河，一条是沟通黄河和卫河之间的运河，一条是从通州到北京的运河。
这两条运河正是京杭大运河中花费人工最多、维护航运最困难的两段。
至元十三年(年)开始修凿济州河，至元二十年(年)完成。
济州河的工程是先在今山东宁阳县东北古刚县附近的汶河上筑堽城坝，遏汶水南流走洗河故道至济州城(今济宁市)下,再向北挖渠道里，北接安山附近的济水，因起于济州城下，故名济州河。
后因水源不足，又于至元二十一年(年)在兖州城(今曲阜市)东门外五里泗水上筑堰，遏泗水走府河至济州城下会洸水入济州河，水源于是充足。济宁以南即利用泗水作为运河,于是济宁以北的泗水变成了运河的支流。
济州河开凿后，漕船北上有两条路线：
一是走水路由济州河接济水(即大清河)下流至利津入海，再由海路抵直沽(金、元时称潞（今北运河）、卫（今南运河）二河会合处为直沽。在今天津市内狮子林桥西端旧三汊口一带，为天津聚落最早兴起之地)；
二是在济水北东阿上岸，改旱路陆运里至临清入卫河，再由卫河至直沽。
前一条要冒海上风涛之险；后一条陆运途经在平县一段，地势低洼，遇夏秋霖潦，牛车跋涉其间，艰难万状。
于是在至元二十六年(年)又增开了一条人工运河，南起自安山西南的济州河，北经寿张、东昌(今聊城)至临清入卫河，全长里，功成后,赐名会通河，大致即今临清至安山的运河。
从此，江淮漕船可以通过水路直达直沽。
济州河、会通河解决了黄、卫之间的水运问题，但漕船到了通州后，还需陆运50里至京都。这50里车载驴驮，十分艰辛。
至元二十八年(年)都水监郭守敬建议，自昌平县白浮鹿山泉引水，西折转南流过双塔、榆河、一亩、玉泉诸水，至西水门入都城，南汇为积水潭(今什刹海)，东南出文明门，东至通州高丽庄(今通州区东南)入白河，工程始于至元二十九年春，至元三十年(年)秋告峻。
引渠总长里步。渠成，元世祖过积水潭，见“触舻蔽水,大悦”,赐名“通惠河”。
至此，京杭大运河全线告成。
2、元朝为何废置不用？
元代南北大运河形成后，漕船可以从杭州直抵大都，然而由于山东境内运河存在两大问题没有解决，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一是水源不足。济州河、会通河的水源汶、泗二水流量很不稳定。全年总流量很小，年内季节变化很大，夏秋多洪水，运河宣泄不及便泛滥成灾。
而逢每年春季漕船起运时间，又常感水量不足。
二是从临清至徐州的运河沿线的地势，是中间隆起而南北倾斜。
其间南旺地势最高，元代引汶泗二水在济州城下分水南北，南旺在济州之北，显然是“北高而南下，故水往南也易，而往北也难”，于是“北运每虞浅阻”。
由此种种，故元代大运河每岁之运，不过数十万石，远不及海运二三百万余石之多，“终元之世,海运不罢”。
3、明朝的修补疏浚
明洪武初，建都南京，未对元末以来已趋淤废的会通河进行修治。
故永乐初年仍沿袭元以来的海运，两浙漕船从浙江入海，三吴地区从吴凇江入海，湖广、江西漕船，由长江入海，淮北、河南则由河、淮入海，山东各地由滨海各州县入海，皆会于直沽；而河南怀庆、卫辉等府的漕粮则顺着卫河至天津，然后转至北京。
但是海运险阻，“舟溺亡算”。以后又令江南之漕，走元代初年水陆联运的路线，由江淮运河达黄河，溯黄河西上，至卫辉府(今河南汲县)改陆运里入卫河，由卫河顺流至直沽，“而车费亡算”。这两条漕运路线都给运输带来很大不便。
但那时元代的会通河，“自汶上至临清五百里，悉为平沙”，根本无法利用。
所以永乐四、五年(6~7年)开始，对京杭大运河中两段困难最多的河段进行了改建。
1)对元代通惠河进行改建。
元代的通惠河，在元末明初时已淤废。永乐初年重新修治通惠河上各闸，但“未几，闸俱堙，不复通舟”。成化以后又重新疏浚通惠河，并重新筑坝置闸。因为永乐十四年(年)重修北京城时将元代皇城东墙外的一段圈入城内，此时通惠河不能进城，止于城外大通桥，故名为大通河。
2)对元代的山东运河进行改建。
永乐九年(年)在工部尚书宋礼的主持下，开始了重修会通河的工程。
工程大致分为3个方面：
①解决水源问题。
宋礼总结了元代在水源和分水地点方面的缺陷，在元代堽城坝的下游，东平州的戴村筑坝，遏汶水西南流至南旺地区分水。南旺地势最高，号称“水脊”，汶水自此作南北分流，七分往北至临清，三分往南至徐州。
这是因为南旺以北全靠汶水济运，而南旺以南还有泗、沂等河流给以补充。永乐十三年（年)停罢海运，漕船全由“里河转运”。
同时为解决汶泗水量不稳定的矛盾，永乐十七年（年)开始陆续将汶泗中上游三府18个县境内的泉源，通过地表明渠导入汶、泗、沂等水，汇入运河。
因地下水比较稳定，可以保证运河有一定的流量。
②疏浚河道。
全面疏浚自济宁至临清的河道，深一丈三尺，广三丈二尺。又自袁家口起开新河北出安山之东，折西北至寿张沙湾接旧河，较旧河为顺直。
③设置水柜。
即在运河沿线设置南旺、安山、马场、昭阳4大水柜，围湖筑堤，设斗门，以备蓄泄。按地势将运东较高的部分湖区作为水柜，“柜以蓄泉”，将运西部分地势低洼的湖区作为“水壑”，即滞洪区，以备涨泄。
经过这次治理，山东运河的通航条件大有改善，漕运又恢复走京杭大运河，海运始罢。
但是永乐以后，黄河不断泛决，会通河屡屡受到黄河的冲溃，漕运时经常受阻。
弘治年间刘大夏筑太行堤后，防河北决，张秋一带运河威胁稍减。
但正德年间黄河又反复决徙于沛县至徐州一段运河，嘉靖年间鲁桥镇（今济宁市东南）以下运河全被河泥所淤，公私船只都取道运东昭阳湖，给漕运带来很大不便。
于是从明代嘉靖年间开始直至清代前期不断地开凿新的运河河道，目的都是避开黄河的侵扰。
从嘉靖初年开始，朝廷里就有大臣建议在“昭阳湖左（东）别开一河”，以避开黄河的侵扰。嘉靖七年(年)正式动工开新河，后因主持工程的总河都御史盛应期罢官而役停。嘉靖四十四年(年)黄河大决沛县，浸漫昭阳湖，运道淤塞百余里。
于是督理河漕尚书朱衡依据盛应期所开旧迹，重新开凿。隆庆元年(年)新河完成，因起于南阳镇，故又称南阳新河。新道起自鱼台县南阳镇南至沛县留城接旧河，全长余里。
新河在旧河之东30里，地势较高，又在昭阳湖东，黄河东决至昭阳湖止，不能复东淹及新河,保证了漕运的畅通。
但新河自沛县留城以下仍走旧道至徐州城北茶城口与黄河交会。
因黄强运弱，每逢7月、8月、9月黄运交涨，黄水往往倒灌入运，水退沙留，淤塞运口。
明廷仍想将漕运改线避开这一段作为运道的黄河，遂于万历二十一年(年)至万历三十二年(4年)先后多次施工，完成了加河工程，新河自沛县夏镇(今微山县治)李家口引水，合彭、京、武、沂等水，至邳州(今江苏睢宁县北古邳镇)直河口入运，全长里，历史上称为加河。
新道避开了黄河里险段，既缩短了航程也避免了在黄河航行的麻烦。万历三十三年(5年)通过加河的粮船有余艘。
加河开凿以后，从邳州直河口至清河县(今江苏淮安市西南马头镇)的运道走的仍然是黄河。这一段黄河险段也不少。例如，邳州至宿迁有所谓“十三大溜”险处。
天启三年(年)在加河下游直河上开渠道通过骆马湖，由陈沟口、董沟口入黄河，全长57里，名通济新河(崇祯后改名为顺济河)，目的是避开邳、宿之间黄河刘口、磨儿庄等70里险段。
4、清朝的修补疏浚
清初顺治、康熙年间董沟口又屡次淤塞，康熙年间由靳辅主持在黄河北岸堤北先后开凿了皂河、张庄运河、中河。
终于在康熙二十七年(年)使运河全部脱离黄河，运河于仲庄运口入河，与黄河以南的南运口只相差7里的距离。
从明隆庆至清康熙中期，前后约多年，先后开凿了多里人工运河，避开了里的黄河，黄河和运河才正式分了家。这在我国运河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
明清时代，江淮间运河称淮扬运河，南来漕舟由淮扬运河抵达山阳(今淮安市)后，必须在山阳新城盘坝过淮河，然后由大清口入河北上。
新城附近建有五坝，“仁、义二坝在东门外东北，礼、智、信三坝在西门外西北。皆自城南引水抵坝口,其外即淮河”。
但是，盘坝入淮，不但挽输劳苦，而且船只和货物都容易损坏。为了避免盘坝，督运陈瑄采纳当地人士建议，于永乐十三年(年)开凿清江浦河。
清江浦河借助北宋所开的沙河为渠，在山阳城西马家嘴引管家湖水，西北流至鸭陈口入淮，总长20里，并缘管家湖筑堤10里以引舟。淮口置移风、清江、福兴、新庄四闸，以时启闭此后，淮南运河山阳段由城东移到城西,运口也由末口移到新庄闸。
开凿月河是淮南运河运道变化的一个显著特点。由于元代不重视运河的治理，加上元末战争的破坏，明初淮南运河及其堤岸大部分已遭毁坏，船只只得行走于运西诸湖中。
而运西诸湖自黄河夺淮以来，因河水经常倒灌入洪泽湖，又决破高家堰，泻入高宝地区，潴水面积日益扩大，山阳到江都之间,“诸湖延表,上下相接”，船只行走湖中十分危险。
为了确保漕运安全，明初即着手对运河的整治。从洪武至成化年间，先后在高邮、宝应境内修筑湖堤，易土为石，并在高邮、邵伯、宝应、白马四湖之东筑重堤，积水行舟以避风浪。其后又在险恶湖段建造月河。
弘治二年(年)，户部侍郎白昂首先在高邮甓社湖东开康济月河，弘治七年(年)河成，南起高邮城北杭家嘴，北至张家闸，长40余里。月河离湖数里，中为土堤（月河西堤)，东为石堤，首尾建闸，引湖水入内以通航。
宝应县南的氾光湖，南接津期，西南连洒火湖，广余里，素有淮南运道重险之称。漕舟经此，常遭颠覆。自正德以来，一些官吏多次建议加高老堤、开凿月河，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遂致“万历十年，一日而毙者千人，十二年，粮艘溺者数十”。
万历十三年(年)，总漕都御史李世达再次上奏，阐述开凿宝应月河的重要性。后由总河王廷瞻主持开月河丈，北起宝应城南门，南至新镇，取名弘济河。
此外，万历十年(年)在清江浦南10里开永济月河，天启三年(年)重新挑浚以通回空船只，后因正河疏浚畅通，月河复闭。万历二十七年(年)开界首月河、鄂伯月河。清康熙十七年(年)开清水潭永安月河。
有清一代，淮南运河几乎全以月河行舟，运道又因此东移。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满足苏北地区水上运输量增加的需要，年再次东向拓宽河道，切除中埂，即为今日之里运河。
南宋末年，西湖大旱，江南运河原从杭州北上的上塘河段淤塞不通，淳祐七年(年)开奉口河自德清县南奉口镇接引东苕溪东南达于北新桥，漕舟北上改奉口河和下塘河。
元末至正年间(~年)，对下塘河重新进行整治，“自五林港口开浚至北新桥，又直江涨桥，广二十余丈，遂成大河”。自后江南运河南段杭州以北改道经塘栖至崇福镇，再经石门抵嘉兴，与今日同。
5、晚清运河的废弃
明清两代京杭大运河始终是沟通南北的大动脉，由于水源、地势、泥沙等条件，需要经常加以疏浚、整治和加固堤防，才能保证其畅通。
每年政府花在这上面的人力、财力不计其数。然而自清代嘉庆、道光以后，国力衰败，河政废弛，运道阻塞，漕运往往不能如期抵达。清廷无奈，只能雇用商船进行海运。
道光五年(年)因清江浦一带运河受阻，清廷准苏、松、常、镇、太四府一州漕粮试行海运，次年海运商船艘从上海出发，沿海北上，航程0多千米，共运粮多万石，仅20余天即达天津，所耗费用不到河运的2/3。
后因朝臣反对,海运试行一年即停。道光二十七年(年)清廷为加漕粮食运额，充实京师仓库，革除河运种种弊端，再次下令进行海运。江南苏、松、太二府一州多万石应征由上海沙船直达天津。
咸丰二年(年)浙江漕粮也改海运，由宁波雇船承运。这时江苏运粮食局以沙船厂为主，浙江运粮以宁波船为主。每年往返两次即可将漕粮全部运完。
咸丰五年(年)黄河在河南兰阳铜瓦厢决口，洪水由直隶东明、长垣、开州、山东濮州、范县，至张秋镇汇流，穿过运河夺大清河入海。大清河沿线和会通河沿河“各州县均被波及”。张秋至安山的运河阻断，当时战争频繁，未能顾及运河的治理。
清廷漕粮只得改走海运，运河废弛十有余年。同治四年(年)“始复试行河运，筹修运道”，但多次修筑都被决河冲溃。“漕船经过山东境界计一千数百里，中多阻滞，以致挽运艰难”。
同治十一年(年)李鸿章主办招商局购得三艘火轮船，开始承运江浙漕粮，火轮船每艘载米三千多石，往返天津、上海仅需十余天，每月可装运两次，十分方便，于是由火轮船和沙船运输漕粮遂成定例。
咸丰以后，海运逐渐取代河运，成为清代后期漕粮的主要运输方式，南北物资交流的渠道，也开始由运河漕运向海路转移。
至光绪二十六年(年)内河漕运悉行停止，清政府不再对会通河进行全面疏浚，只是为了地方上运输，对部分河段进行过疏浚，如光绪三十二年(年)对黄河以北的运河河段挑浚过一次，仅东昌至临清90里，其他几成平陆。
济宁以南尚可通舟，且多为地方性短途运输，其年货运量尚不及清前期的1/20。
光绪三十一年(年)裁漕运总督，三十四年(年)裁督粮道。
宣统《山东通志》总结云：
自咸丰五年运道梗塞，停止河运者十数年。同治四年、五年暨九年至十三年，江北雇用民船，均经循办，但为数不过十万石，较之起运全漕仅四十分之一，较之近年江浙海运新漕仅十分之一。
虽运米无多而相沿不改者，所以备外海或有不虞，犹可恃此一线，以为内地转输之路也。
惟运道浅阻，日甚一日。光绪三十三年、三十四年虽将南北运河分段修浚，然北运河仅挑东昌至临清一段，东昌以南百余里，依然淤塞不通。今则专行海运，卫帮久歇，督粮道既撤，运艘运费全裁。因时制宜,古今异势。”
清末漕粮改为折色(折成现银)，漕运废止。运河不再整治，没几年就游废，特别是山东河段内安山以北至临清一段，因无水源补给，未几即成平陆了。
济宁以南鲁南运河因有微山湖充足的水源，故仍有航运之利。淮河以南的江淮运河的长江以南的江南运河，因水资源条件优越，至今仍是淮河以南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重要水运航道，对地区间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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