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官本以何方式经营，最早在隋开皇年间已有讨论。其中涉及的经营方式有两类，一是回易兴生，一是出举收利。回易、兴生都是商贩求利，可并称为兴易，或称兴贩；回易是博换、转易之义，即是物品或钱货的相互换易，其与商贩所差无几。唐代的官本经营，出举之法渐有后来居上之势，较回易兴生似更普遍。
出举之法成为官本经营的主流
唐代的官本经营在开元年间就屡次订定利率日:“比来公私举放”、“天下私举质”、“诸公私以财物出举”、“凡质举之利”，如非出举已在官、民间广泛运用，政府实无必要频繁调整利率。天宝九载十二月敕:“郡县官寮，共为货殖，竟交互放债侵人。”连官吏也禁不起放债出举的诱惑，于商利之外，还要赚取息利可见时人对出举的趋之若鹜。如前所述，商利一般在二成上下，而玄宗时出举之官本利率没有低过月息5％者，即年息60％，息利较商利有更高利润，更易达成官本取利的目标，难怪捉钱者颇好使用出举法。再者，从劳动强度来看，本钱贷出之后，捉钱者可坐享收盈，不似商贩者需为货品进出而倍极辛劳，相信这也是出举法深受青睐的原因。
尽管唐初多以兴易之法为官本收利，但高宗以后出举法已渐取而代之，成为官本经营的主流。唐后期的官本，虽然鲜少，特别强调要用某种经营方式，但官府自行盱衡形势，率多实行出举法，如代宗宝应元年敕:“诸色本钱，比来将放与人，或府县自取，及贫人将捉。”“放”即放债，也就是出举，看来官府似已习惯性地用出举法来捉钱。只因贫人无力纳利，所以敕书后文才会要求拣择“殷富干了者”，使其“翻转回易”。我们与其认为回易法较出举法更易获利，不如说有商贩经验的殷富干了者，比全无放贷能力的穷百姓与贫典吏，有更强的获利能力，所以才被官府看上。
往后的官本经营，似也仍以出举生息法为主，如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制:“百官及在城诸使息利本钱，征放多年，积成深弊。＂元和九年八月诏:“其中书门下两省及尚书省、御史台，或务总枢机，或职司弹纠，而倍称息利，于体尤乖。”同年十二月敕:“比缘诸司食利钱，出举岁深，为弊颇甚。”大和八年二月诏:“其元举人已纳利计数五倍已上者，本利并放。”这里的“息利本钱”、“倍称息利”，显然指的都是放贷之本与息，而“出举岁深”、“元举人纳利”若干倍，更点出官府实行出举法盖有年矣。
此外，从一些实际的官本运作中，亦可见人们如何地偏好放贷生息法，如白居易《论周怀义状》:“(汝州)缘新置军将利钱，放与人户官健，每月征利”杜中立任司农卿之前，六官飧钱由司农“大吏尽举所给于人，权其子钱以给之。”无分中央或地方，子钱利钱都由举放而来，或许因此法用得太普遍了，难免让不肖者横生歹念，遂假官贷之名，行私举之实。元和五年十一月癸卯敕就指出这项后遗症:“应中外官有子弟凶恶，不告家长，私举公私钱。”
子弟私举的公钱，当然有可能是官本，亦即名义上是官本的捉钱人，而实际则朋分花用所举钱，而任家产抵偿利钱，家长承担后果。总之，唐代官本的经营方式，自高宗复行开皇十七年所禁的“出举收利”法以来，就迅速跃升为官本的主要获利法，直到唐后期都复如此，与之相应的，则是政府多次调整官方法定利率，以平衡公家所需与捉钱人负担。
▲唐代盛世彩绘图兴易法仍在继续使用
官本的经营，出举与兴易是可以并行不悖的，盖二者既都可兴利，官府又何在乎用什么方法?出举法固然愈来愈受重视，但兴易法还是继续在运用，尤其是那些获利丰厚的富商巨贾，官府看得分外眼红，恨不能将其取代贫人捉钱。宝应敕所冀望的殷富干了者三、五人，大概就是这类富商巨贾。丁仙芝《赠朱中书》诗:“东邻转谷五之利，西邻贩缯日已贵。”元稹《估客乐》:“所费百钱本，已得十倍赢”，“子本频蕃息，货贩日兼并”。“五之利”就是什二之利，虽然已较农民的“苗疏税多不得食”，“岁暮锄犁傍空室”要好得多，但也不过是普通商利而已，还是无法支应官方月息少说4％，或年息48％的要求。
至于能得“十倍赢”，亦即％的巨额利润者，相信是可遇而不可求，少之又少的案例。正因为商利所得差别甚大，不见得捉官本的商人都可用兴易法纳足利钱，故不免有投机取巧的行为，元和十一年右御史中丞崔从奏:“近日访闻商贩富人，投身要司，依托官本，广求私利，可征索者，自充家产，或逋欠者，证是官钱，非理通迫，为弊非一。”官本配给商贩富人，无论他们在市肆贩易以求利，或向百姓放高利贷，似乎都很难满足官府要求的利数，所以才发生逋欠官钱的事，而官府的非理逼债，想必也给他们带来不小的困扰。
对财力雄厚的富商大贾而言，就算有能力纳足利钱，也不甘愿为官府作嫁，平白丧失自我图利的大好机会，如太和七年八月敕曰:中书门下省所将本钱，与诸色人，给驱使官文牒，于江淮请道经纪，每年纳利，并无元额许置。如闻皆是江淮富大户，纳利殊少，影庇至多，私贩茶盐，颇挠文法，州县之弊，莫甚于斯。这些得两省本钱的江淮大贾，既有驱使官文牒，“因是挟赀行天下，所至州镇为右客”，占尽一切利权，这不正是元稹《估客乐》所形容的“经游天下遍，却到长安城”,“已得十倍赢”,“子本频息”的富商巨贾?要说他们交不出利钱，实难令人置信。
再者，捉钱人通常要纳定额利钱，此处竟“无元额许置”，难道是两省为得江淮大贾的超额厚利，所以故意不设利钱数?但最终仍被精于算计的富商摆了一道，落得个“纳利殊少”的下场。这里所谓的江富豪大户，大概以扬州为中心。扬州位于长江、运河的交会点，时人称“扬一益二”，扬州富甲天下。正因经济繁荣，京师仰赖其米粮轻货等运至；而一旦京师物资匮乏，江淮也成为政府借商之所在。代、德以前，扬州置回易邸，货贩军储，以求私利;代、德以后，盐铁转运使设于扬州，进斡利权，商贾如织。
江淮的富庶繁荣，非其他地区可比，也唯有当地的富豪大户，才有能力行权京司，要得免役文牒与不定利钱的许诺，只是官府希望其不依定数，多纳本利，却反而被其将计就计，设局坑害。如此说来，唐政府即使仍并用兴易法，但要从将本求利的小商人，或狡猾精明的富商巨贾那里获取利益，其实都不容易。
▲唐代“捉钱者”画像官本经营的种类
官本经营以出举法为主，兴易法为辅。其他偶然还见预放、赊放法，与课钱法、脚钱法。预放、赊放多出现在出土文书，预放无非是出举法的另种形式，也同样要取利，所放出者与所回收者，多属实物，少见货币，像大谷文书多件纳长行坊预放绁布，或河西豆卢军军仓的预放匹段，都是如此。赊放是将钱物赊销予人，大谷文书中的赊放有寓赊于贷的意义，可视为放贷之他种态样。课钱法与脚钱法并非直接取自官本，唐前期二者都在政府罢公廨本钱后实施，目的在填补官本废后之财务缺口。
唐后期的课钱法系与本钱制并行，意在利钱不足时供添填之用，最显然的例子是大历六年的军器监，除了公廨本钱贯取利充用之外，“别纳店铺课钱，添公廨收利杂用。＂会昌元年的户部奏状也展现这样的特色:“今请落下征钱驱使官每贯二百文课，并更请于合给钱内四分中落一分，均分配”。不过严格说，课钱法与脚钱法与本钱无直接关系，只是利钱不足时的一种补助措施而已。
唐代官本的种类繁多，诸色官本受重视的程度不一，本数与运作时、地也各有不同，因此各式官本设置的捉钱人数，或每位捉钱人的所捉本数，未必都是一致的。唐前期在相关问题上最有迹可寻的是公廨本钱。贞观十五年遂良谓京司捉钱令史，“在京七十余司，相率司别九人”，即唐初京司捉钱者只有六百余人，其捉钱数，“大率人捉五十贯以下，四十贯以上”，可知京司总本数约三万贯。如以唐初平均人捉45贯的标准，衡诸各级府州县之本数，府州与都督府、都护府的捉钱人数通常在五、六十人上下少则二、三十人，多亦不超过百人;县则通常在二、三十人以下，所需人数有限；折冲府因单位更小，捉钱人数也更少。
从个别州县来看，大概只要动用各治所人口中的极小人力，就可应付捉钱事宜，也就是在理论上，官府指派的捉钱人，主要来自治所城中的百姓与典吏，不必劳烦到乡村中的农民。不过由于唐朝幅员开阔，府州数约个，县数近个，另有都督府、折冲府等，所以总计全国的捉钱人数约在人左右，是个不算太大的捉钱队伍。需注意的是，这里是以贞观十五年人捉45贯的方式来计量，但事实上，高宗以后每人的捉钱数未必如此之高，如麟德元年史玄政纳官贷小子只2斗，开元间近20笔的还纳本利帐，本数最高为麦6石，利数最高为6.75斗。
这样的数量未必代表足额的本利数，却反映实际的捉钱数或纳利数有细琐化的趋势，而且捉钱人也未必都是城市居民，其中不乏以种植为生的乡居农民。莫高窟北区47窟的开元初豆卢军宴设本，可知钱数的6笔，少则1贯，多则3.5贯，平均每人约捉2贯，皆远不如遂良所说的人捉四、五十贯那么多。西北边区物价依P.号《唐天宝年代燉煌郡会计牒》的五谷时价，粟一斗34文计，则人捉2贯，约合粟5.88石，或米3.5石;人捉3.5贯，约合粟10石，或米6石，亦即小额捉钱，可能反而是州县官本的运作常态。以货币为本，几乎无例外的都是月纳息钱；以实物为本，很难说就用月息制。民间的谷物借贷多以收成期为准，也就是采年息制;广德年间的交河县百姓请举常平仓粟如“时熟准数送纳”等语，亦用年息制。
▲官本经营运作彩绘图唐代的捉钱管理
官本出放率多用货币，罕见实物为本，故此处不以本利帐斛斗数为论断基准，而以开元初豆卢军宴设本的平均人捉2贯，推估唐前期全国的捉钱人数。各府州的捉钱人数通常在一千人上下，少亦近五百人，多或逼近二千人；县则通常在三、四百人左右，京县较特殊，有多至七百余人。如总计各级府州县数，则州县捉钱人数暴增至约七十五万人，全国捉钱人数约八十五万人。这还只是就公廨本钱的情形加以推估，如再考虑开元以来陆续增多的食本、宴设本、馆驿本、病坊本等，以及边镇各军也纷纷置本，或许高达百万人的庞大捉钱队伍，不是没有可能曾经存在过的。
官府中管理捉钱的是各判司，而实际负责捉钱的是层级更低的典吏或百姓。典吏多半是住在官衙附近的城居者，百姓以财富状况较佳的高户为优选，但是，善于趋避，且与官府关系良好的商贩富人，未必愿意卷入此吃力不讨好的捉钱事务。何况官本种类日多，本钱数益渐增加，捉钱者很难再设定只是富户，官府在面对诸多穷百姓，甚或贫典吏时，岂能再委以人捉四、五十贯的高额本数，那岂不更易陷官本于耗损欠负之境?由是降低捉钱数，小额配置给一般百姓，成为官府因应新情势所不得不采取的对策。
然而从前述之仓粮本利帐或军宴设本来看，各笔数额并不致，官府可能视钱人状况，机动调整所予本数，似未强制要求每人必捉定额数量。故遂良所言应只限于武德、贞观年间京司公廨本钱的情形，而高宗以后，随着州县、军、府等各式官本的增多、本数的增大，以及捉钱者身分的愈趋复杂，一方面形成贫户所提本数具小额化的倾向，富户与贫户间的本数或许有一段差距；另方面则因贫户的大量提钱，与本数的小额出放，捉钱人数势必急遽增加。这些捉钱贫户若非城市中的小工商业者，便是城郊或乡村百姓，其中相信不乏农户在内，因此官本放贷虽然以州县治所为中心，而其影响范围可能含盖周边的农村。以实物交付本利者，大概就属这类农民。
唐后期官本的捉钱数与捉钱人户，与前期情形颇不相同，唯后期因数据所限，大体只知京司概况。建中二年德宗欲置待制官，并置本收利以供费，沈既济上疏论曰:“今官三十员，约计一月，不减百万。以他司息利准之，当以钱二千万为之本，方获百万之利，若均本配人，当复除二百户。”当时月息为5％，据此知每户所配本钱为贯。这个捉钱数不但远超过前期捉钱人分散化之后的本数，也比褚遂良所说的人捉四、五十贯要多，算是相当大额的捉钱数。宝应元年曾因府县穷百姓、贫典吏积利不纳，兼本破除，所以要“拣择当处殷富干了者三、五人，均使翻转回易。高户三、五人就能当得了诸多贫人捉钱，必是其所配本数甚巨，如以每人贯计，三、五人即当得三、五百贯，而中、下县的公廨本数也不过就三、五百贯，或许宝应敕所指的“当处殷富干了者三、五人”，就是以中、下县为例。
▲唐德宗剧照结语
从前文不难看出，代、德之际京司的钱本数似乎较高，官府没有将本数细分化，而采取较大额的“均本配人”方式。至于一般府县，多数仍令贫人牵捉，故本数不免小额化，并可能视身分、财富状态而配置，未必以均本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