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业县在唐代两次隶属雍州，分别是为防备谯王李重福叛乱和肃清玄宗在山南地区的影响。安业县在唐代首次设县，表明唐王朝开始有意识通过在秦岭设县达到管理山区的目的。另一方面，安业县在唐代的两次改属及更名，都与当时的政治形势紧密关联。由此可见，山地的政区化与王朝安危息息相关。
唐代安业县位于秦岭山脉分水岭以南。在唐代两次隶属于雍州京兆府，这也意味着雍州京兆府的辖境两次跨越了秦岭，将控制范围延伸到秦岭南坡。在此之前，秦岭南北的政区划界均循“山川形便”的原则，雍州京兆府的辖境也是稳定在秦岭以北。因此，景龙三年和乾元元年唐朝统治者两度将安业县改隶雍州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秦岭王朝腹地的王室流放所
1.残破的王畿腹地
七年秋，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自原州入寇，侵扰关中,高祖乃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行山南可居之地，即欲移都。萧瑀等皆以为非，然终不敢犯颜正谏。太宗独曰:“幸乞听臣一申微效，取彼颉利。若一两年间不系其颈，徐建移都之策，臣当不敢复言。”——《旧唐书·太宗纪》
这段记载凸显出，在唐代初年山南是极为重要的战略腹地。贞观元年，唐王朝为了便于掌握赋税与巡省各地将天下划分为十道。其中秦岭以南的广大区域被划为山南道。唐朝疆域辽阔，山南道处于版图中心，再加上北倚王畿，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
唐朝疆域不过，山南道的划分并非单纯遵循“关河近便”的原则。按照地形条件，至少可以大巴山为界将山南道分作南北两部。唐朝建立后，李渊遣段确往菊潭招抚朱粲，朱粲竟将段确和他的数十个随从用锅煮了，并屠戮菊潭，而后投奔了王世充。直到武德四年，唐军才逐步平定襄邓及随枣走廊一带。在隋末的战乱中，民户的死亡流徙是惊人的，尤其对山南道东北部的影响极为巨大,其在籍户数上损失的比例高达百分之.9，相比贞观、大业两个时期全国总户数减少比率高出近三分之一，说明该地区受到的重创远超唐朝版图内的其他地区。
2.王室成员的流放之地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流放是独特的政治现象，被统治者自诩为一种仁慈的刑罚。所谓“不忍刑杀，流之远方”，从而体现儒家所提倡的仁政和慎刑。唐代流刑分为三等，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和三千里，而在法律之外，还有一个流放场所，这个流放地的人员都有一个特殊身份——唐王室成员。
流放山南道离京师近，便于监控犯人，再加上山南道东北部区域自然环境相对封闭，长期的战乱让此地荒凉破败，符合流放之地的要求。因此这个本不该成为法定流放地的地理位置，成为了流放王室成员的不二之选。
最早被流放到这里的王室成员是太宗之子李泰，太宗皇帝将李泰改封为顺阳王，令其徙居均州郧乡县。之后就是高宗、武后时期，武则天试图削弱李唐王室的力量，便将皇子们流放到山南加以管制。高宗的8位皇子中，5位都有被流放山南道的经历。中宗李显复位后，王室成员流放山南的惯例并未随武则天的退位而取消。神龙初年，又一位皇子被流放到了山南。从此，这片残破的王朝腹地与唐中央的政治形势愈发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唐中宗李显安业县的改属与谯王叛乱
1.安业改属：韦后对谯王的防备
神龙元年武则天退位，唐代政局进入复杂时期。中宗李显孱弱，韦后“行则天故事”，打击异己，“优宠亲属，内外封拜，遍列清要”，成为实际的掌权者。韦后“又欲宠树安乐公主，乃制公主开府，置官署”。安乐公主“恃宠骄恣”，“常自草制敕”，中宗“笑而从之，竟不省视”。神龙三年太子李重俊死后，韦后等人便加紧夺权。宗楚客率百官上表，加韦后号为“顺天翊圣皇后”。景龙二年，在中宗的默许下，各种有关韦后的祥瑞、谶谣频出，为韦后执政造势。景龙三年冬，中宗亲祀南郊，以韦后为亚献。国子祭酒祝钦明“又欲请安乐公主为终献，迫于时议而止”。
不过，韦后并不享有朝中的绝对权威。在翦除张易之兄弟、逼迫武则天退位的政变中，相王李旦与太平公主也出力不小，两人都得以分享中枢权力。景龙四年初，豆卢光祚出现在丹、延二州刺史的职位上，而他正是太平公主的女婿。延州与丹州处于雍州的北面，过去曾作为延州都督府辖区负责拱卫京师的安全。不难想象，太平公主女婿豆卢光祚出任二州刺史给韦后带来的不安。
韦后如果将永寿划归雍州，那么就可以控扼雍州北面连绵的山地防线，保证九嵕山山脉以南的渭河流域地理单元的完整。或为防备豆卢光祚出刺丹、延二州，先一步将永寿划归雍州，就成为完整京师北面防御阵地的重要布局。与永寿相关联，商州安业改属应对的是在京师南面更大的隐患。
“神龙初，谯王李重福为韦庶人所谮，云与张易之兄弟潜构成重润之罪，由是左授濮州员外刺史，转均州，常令州司防守之，不许视事。”——《旧唐书·庶人重福传》
由于韦后排挤，谯王李重福被流放到山南。景龙三年，中宗大赦天下流人，流人并放还。谯王却因韦后的干预不得回京。他便与被贬到地方的原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崔湜、原吏部侍郎郑愔建立联系。谯王一旦在均州起事，长安南面的安业便成为扼守谯王进京之路的关键。唐时从均州沿汉水上溯至洵阳，再沿洵水北上经今乾祐河谷到安业县，最后穿越秦岭义谷直达长安。这是从均州到长安最快捷的路线，而且此路途经金州和商州的边缘，可最大限度避免与其他州刺史交战。
《影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的长安城因而，这条路是谯王北上的必经之路。而安业县是这条通路上翻越秦岭南坡的起点，也是最靠近长安的一个县级据点。若丢失安业，长安便直接暴露在叛军的铁蹄之下。纵观景龙三年邠州之永寿、商州之安业二县同时改隶雍州的政治背景，韦后北向和南向扩大京畿范围的目的就不难理解。秦岭南麓的安业被纳入雍州辖境，不仅控制住谯王进京之路的咽喉，而且打破秦岭以南自然地理单元的完整性，像一枚楔子直插谯王的势力范围。
2.安业还属:睿宗掌朝与谯王叛乱
景龙四年六月，中宗驾崩。韦后临朝，改元唐隆，派五万府兵分屯京城，列为左右营，韦氏子侄分统之。唐隆元年六月庚子夜，临淄王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子薛崇简等发动政变，率兵入北军，“诸韦、武党与皆诛之”，拥立李隆基之父李旦登基执政，是为睿宗。睿宗极为重视谯王的动向，在政变成功的第一时间便派人去慰劳谯王。为了安抚人心，睿宗对韦后时期的政策进行拨乱反正，在政区设置方面也是如此。景云元年，复以永寿属邠州，安业隶商州。
睿宗尽管放弃雍州管辖安业的部署，但对谯王并不放心，便命谯王调任集州刺史。从相对富庶的均州迁徙到贫苦的集州，令谯王感到不满。受张灵均和郑愔的鼓动，谯王图谋叛乱，派人去附近州郡招募士兵。可他的计划进行得并不顺利，唐前期州刺史对州郡兵仅有领兵权而无发兵权。州郡兵调遣需由中央统一支配。因此，谯王只能倚仗亲王的名号祈盼仁人志士的响应。其结果可想而知，谯王起兵失败自己也投河而死。
“王道始至东都，俄有泄其谋者，洛州司马崔日知捕获其党数十人。经闻重福至，王道等率众随重福径取左右屯营兵作乱，将至天津桥，愿从者已数百人，皆执持器仗，助其威势……明日，东都留守裴谈等大出兵搜索，重福窘迫，自投漕河而死，磔尸三日，时年三十一。”——《旧唐书》
平定谯王叛乱后，朝廷立即派出使者镇抚山南，按景云二年的部署，将山南分为东西两道，山南的局势就此趋于平静。这毫无疑问的表达了唐廷视野中山南道东北部地区重要性的提升。不过，兼理7州军政的统治机构的雏形，却成为导致这一地区在日后风波不断的隐患。
藩镇林立乾元县复京兆府与节镇的隐患
1.“日月双悬”的二元格局与山南节镇的向背
天宝十四年，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趁唐朝内部防御空虚，在范阳起兵，河北郡县立即望风瓦解，郡守县令或逃或降。为防止叛军穿越伏牛山南下，朝廷在南阳设置节度使，令南阳太守兼任，正式在中原地区设置藩镇。朝廷迅速增兵，但无法阻挡叛军铁蹄，官军大败。玄宗立即启用虢王李巨为陈留谯郡太守、摄御史大夫、河南节度使，辖岭南、黔中、南阳三节度使，奔赴山南战区。在李巨出镇前后发生的两件事，可折射出玄宗通过人事调度稳固其对山南控制的意图。
巨奏曰:“方今艰难，恐为贼所诈，如忽召臣，不知何以取信?”玄宗劈木契分授之。——《旧唐书·李巨传》
唐玄宗玄宗剖木契以授的举动，表明李巨与玄宗的直属关系，一则反映了玄宗对河南战事的重视，二则表现出玄宗对李巨的信任。以下事件更可进一步揭示当时玄宗将山南战区交予李巨全权负责的情形:
“有诏贬炅为果毅，以颍川太守来瑱兼御史中丞代之。巨奏曰:“若炅能存孤城，其功足以补过，则何以处之?”玄宗曰:“卿随宜处置之。”巨至内乡，趣南阳，贼将毕思琛闻之，解围走。巨趣何履光、赵国珍同至南阳，宣敕贬炅，削其章服，令随军效力。至日晚，以恩命令炅复位。”
由此看出，玄宗有意打压鲁炅助李巨立威，并授意李巨对鲁炅的处置可便宜行事。借助恩威并施的举措，李巨迅速在山南聚合人心，建立牢固的统属关系，实际上成了玄宗控制山南的代理人。
天宝十五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被迫西逃，京师失陷。在此危急时刻，又发生马嵬之变，太子李亨与玄宗分裂。中央对全国形势处于失控状态，地方对中央情况也所知甚少。不过，南阳方面仍在坚守，说明先前玄宗对山南的布置收到成效。天宝十五年七月，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是为肃宗。与太子分道扬镳的玄宗则在同一天到达普安郡，继续自己一国之君的使命。至此，唐朝的版图内“日月双悬”。
在抵御安史叛军的关键时刻，政权内部却分化成二元政治格局。至德元载七月，玄宗在普安发出了著名的《命三王制》。这是一份较完整的战略方案，体现玄宗对战局运筹帷幄的姿态。从其所云“太子亨充天下兵马元帅”来看，玄宗并不知道太子已经在灵武登基。可以说，肃宗即位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擅立行为。玄宗再一次对山南道的防务做出调整，选任亲子永王李璘出镇，并赋予其比前任李巨更大的权力，纵容其在山南坐大。
安史之乱玄宗在南方培植永王势力，使得皇位未固的肃宗有所警觉。肃宗派使者去成都告知玄宗自己已经即位的事实。玄宗不得已承认肃宗的皇位，却仍保留在蜀中直接任命人事的权力。至德二载，玄宗“以襄阳太守李峘为蜀郡长史、剑南节度使，将作少监魏仲犀为襄阳、山南道节度使，永王傅刘汇为丹阳太守兼防御使”，继续掌控着唐帝国的南部。
面对玄宗通过任命各道节度都使控制地方的计划，肃宗也在积极争取各地的支持，双方争夺的焦点又发生在山南。随着永王李璘起事的失败，肃宗在与玄宗的较量中取得全面的优势。原本玄宗掌控的帝国南部官员任免权开始松动。
唐肃宗2.政归“乾元”，山南的动荡与平静
至德二载，肃宗控制的唐军克复两京。凭借手中掌握的军事力量与平叛过程中树立的巨大威望，进驻长安的肃宗在皇权争夺战中已操胜券。不过，仍在蜀中的玄宗令他感到芒刺在背，因此急不可耐地恭迎玄宗回京。玄宗自信能安做“天子父”，然而回到长安后，就完全落入了肃宗的掌控之中。至德二载十二月，肃宗御丹凤门论功行赏。从功臣名单中可看出，玄宗集团的实权已被剥夺殆尽。当月，玄宗御宣政殿，授肃宗传国玺，标志着统治近半个世纪的玄宗退出政治舞台，玄宗与肃宗间的权力交替已全面完成。
至德三载二月，肃宗改至德三载为乾元元年。乾元二年正月己巳朔，又受尊号曰“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皇帝”，开启乾纲独断的时代。肃宗从至德二载三月起就逐步罢免玄宗系官员韦见素、房琯、崔涣。至乾元元年五月，崔圆与李麟罢相，肃宗终于清除完玄宗安插在自己身边掣肘的人。肃宗在地方上也努力消除至德以来二元政治留下的痕迹，树立政归“乾元”的新气象。尤为明显的是，其对山南的控制。安史叛军攻占各地，原来相对富庶的河南、河北以及关中地区，经济遭到巨大破坏，唐朝中央政府平叛过程中所需的租赋基本仰仗江南地区。而沟通中原与江南地区的大运河受战乱波及，并不完全畅通。漕运被阻绝使得江淮“租庸盐铁溯汉江而上”，从而使得这一时期的山南道地区一跃成为重要的财赋集结地和转运节点。
至德二载刚收复两京，肃宗便派灵武即位时的元从杜鸿渐出任荆南道节度使，意欲控制财源，并将安业改名为乾元隶属于京兆府。同时受战争影响长安所需供给无法取道商州，必须选择更安全的路线，由上津西行至金州洵阳再沿洵阳—安业—长安北上，在此时就成了一条理想路线。更有趣的是，肃宗将安业改名乾元背后的含义。由于山南节镇自安史之乱爆发以来一直都控制在玄宗手里，肃宗向来在这一地区缺少支持。从前次遣使宣慰南阳的事件来看，肃宗本也想极力拉拢山南的官员，无奈效果并不显著。因此，当肃宗独揽朝政后，迫不及待想要奄有四海、特别是一个关乎王朝生存的战略要地的心情可想而知。联系至德三载改元乾元与受命“乾元皇帝”两事，此次安业改名乾元，对山南节镇的宣示意义不言而喻。
乾元二年八月，襄州偏将康楚元逐襄邓等州防御使，据城自立。短短三个月时间，康楚元聚众“万余人”，一路势如破竹攻入荆南道，可见其深得地方支持。另一方面，襄州刺史王政、荆南节度使杜鸿渐纷纷弃城而逃，显示肃宗以亲信为长官控制节镇的政策缺乏施行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曹日升再次受命宣慰襄州，表明其可能在前次宣慰山南时建立了一定人脉，此时肃宗寄望动用曹日升的人际关系与撤换山南节镇长官来安抚山南将士。从一定程度上说，肃宗开始意识到节度使麾下的军人集团已经成为左右节度使任命的强大力量。不过，肃宗并没有改变派亲信出任节镇长官的初衷。
等到荆、襄二州平定，肃宗派崔光远出任山南东道节度使，有趣的是肃宗任命崔光远并不是因为他有过人才能，相反，这个崔光远曾在河北战场守城不力、弃城而逃。但是肃宗对他极为信任，“不之罪，除太子少保”以示优崇。而真正的平叛功臣韦伦，却由于玄宗系官员的背景，无缘山南东道节度使。乾元二年十二月，肃宗又“以御史大夫史翙为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继续从身边派出山南东道长官。但好景不长，乾元三年四月，山南地区再次发生兵变。
“（元结）充山南东道节度参谋……时张瑾杀史翙于襄州，遣使请罪，君为奏闻。”——颜真卿《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经略使元君表墓碑铭并序》
张维瑾杀死史翙后还“遣使请罪”，说明襄州发生的兵变，针对的并不是朝廷。襄州军人想要的，只是一位他们认可的节镇长官。肃宗被迫任命韦伦“为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山南东道襄邓等十州节度使”。而实际上，肃宗并未让韦伦到任。因为肃宗对韦伦的玄宗系官员出身心存芥蒂，待玄宗选定理想的人选后，韦伦就被选作他任了。
山南东道肃宗选定的山南东道新长官是来瑱。伴随新长官的任命，山南东道辖境也扩展至襄、邓、均、房、金、商、随、郢、复十州。来瑱能被肃宗选中的原因，在于其既是玄宗系官员又是肃宗系官员的双重身份。但来瑱却并没能让肃宗省心，他拥兵自重，达到了肃宗难以控制的地步。肃宗只好将其从襄州调至邓州，延缓来瑱在襄州进一步发展势力的脚步，又将山南东道的辖境调整为6州，原属山南东道的商州、金州、均州、房州4州组成武关内外四州防御观察使辖区，作为京兆府与山南东道之间的缓冲。
不久，肃宗就除授来瑱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安州刺史等官，以此来剥夺来瑱的权利。但来瑱对肃宗的意图心知肚明，一再拖延不去商上任。与此同时，肃宗密诏裴茙接替来瑱为襄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襄邓等七州防御使。只是肃宗来不及见到裴茙接替来瑱就溘然长逝，将山南东道这个烫手山芋留给了继任者。
唐代宗宝应元年五月，代宗即位。为了稳定山南东道的人心，代宗复授来瑱襄州节度、奉义军渭北兵马等使，余官如故。同时，代宗“潜令裴茙图之”。但之后裴茙与来瑱交战时战败被抓获，肃宗和代宗两代皇帝剪除来瑱的计划，一日间灰飞烟灭。来瑱故作“抗表谢罪”的姿态，又以“擒茙于申口，送至京师”向唐廷发难，代宗迫于无奈将裴茙赐死于蓝田。
宝应元年八月，代宗先命来瑱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将来瑱留在京师。而后，又以来瑱言论不轨与通敌两项罪名下诏削除官爵。无论来瑱的罪名成立与否，都表现出代宗早已容不下来瑱欲除之而后快，宝应二年正月，来瑱被赐死于鄠县。来瑱的死使山南东道陷入了新的混乱。过去听命于来瑱一人的军将们互不相服，为了争夺山南东道的控制权展开激烈竞争。最后，右兵马使梁崇义获得了胜利。朝廷眼见山南东道的争夺却无力阻止。授命梁崇义继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实际上是对藩镇内“武力为王”的默认。
而梁崇义继任后为来瑱立祠祭拜，这说明来瑱在山南东道深的人心，即便已死仍具影响力。而梁崇义虽获中央承认，但仍打着来瑱的旗号收服人心，将自己塑造成来瑱的继任者。这表明，山南东道作为一个藩镇已经有了自身独立的政治传承体系，军人集团的拥护取代中央的册命成为藩镇长官获得政治权力的首要因素。
梁崇义盘踞山南十八年，严重威胁到京畿的安全与中央的权威。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数次请命讨伐梁崇义，建中二年八月，李希烈攻襄阳，斩杀梁崇义，达到了朝廷立威的目的。更不可忽视的是，建中二年距天宝十四载已有26年，在安史之乱中形成的山南军人集团的核心人员逐渐老去，对于山南的政治影响也渐趋微弱。山南的局势就此平静下来。
结论
在一个地方治县，可以表明该地开发已经成熟;而其设县以前所隶属之县，又大致即为开发此县动力所自来，唐朝统治者在安业设县就是如此，安业县是为了管控流民而从丰阳县分离出来的。不过，安业直到唐代才在历史上首次设县，这就体现出一个事实:以关中为文明发祥地的中原王朝，在着力于向边疆拓殖经营的同时，却长期忽视王畿之南、国家版图中心的这一片山地。版图中心地区政区设置稳定性的欠缺，反映的其实是唐代之前王朝对位于特殊下垫面、管理成本高的地区的管控能力上的不足。
由此可见，人口的增长固然表明设县的条件成熟，但王朝管控的能力及意愿才是设县最直接的动因。随着王朝统治力度的加强，过去管理不便的山地必然进入国家的视野。安业设县的例子就说明，唐王朝已经开始有意识并且有能力通过在秦岭设县达到管理山区的目的。
秦岭山区当统治者放眼更广阔的山南地区并联系当时的政治局势，就可以看到经营安业县这个北倚王畿的特殊战略位置的必要性。安业县在唐代的两次改属及更名，均与当时政治形势密切关联。唐朝的王畿京兆府越过秦岭领有安业县，便可以拥有一枚控扼山南东道的楔子，摧毁山南地区割据的形胜。由此凸显出的是，山地政区化与王朝安危的息息相关。
山南东道的相对安定延续到了朱温代唐，安业县的改属历程却没有随着唐王朝的倾覆而结束。在安史之乱后，境辖山南的不再只是京兆府这个统县政区。高层政区将辖境拓展到秦岭以南的态势亦在萌发。
后梁太祖朱温宝应元年金、商二州隶京畿，罢武关内外四州防御观察使。——《新唐书》
“京畿”为“京畿观察使”的简写，代表中央管辖着京兆府及其周边地区。京畿观察使越岭领州，其控制范围远超京兆府领有的安业县，大大加强了中央对于山南东道的牵制。当然，此次以方镇形态越岭领州的意义，并不停留在唐代本身，更重要的是为北宋永兴军路长期境辖商州开启了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