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是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对一国之首都的称呼，也称国都，都城。首都是一个国家的*治中心和中央*府所在地，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之地。而陪都是指在首都之外另外设置的副都，也称之为辅都。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都城的设置，也是基于地缘*治、尤其是*事防御的考虑。但是作为都城，常常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为了补充这一缺失，陪都出现了。陪都和首都之间形成互相协调，各有侧重的格局。陪都就是呼应、补充、配合首都，起着辅助性作用，地位仅次于首都，处于副核心地位。
历史上，陪都一般和首都一起被称为“两京”，其制度称为两京制或陪都制等。这是中国在*治制度上的重大创举，其对中国和东亚几千年的都城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史上的朝鲜和日本也有类似的制度。而在世界其他文化圈内，按照功能划分也有设置多个首都的情况。
中国陪都的萌芽应该是出现在上古的炎*时期，当时炎帝建都于陈地（今宝鸡市南郊），之后又在山东曲阜建有别营；*帝居住在轩辕之丘，又在逐鹿之地设置别宫，且经常往来二地之间。到了夏王朝时期，大禹建都于阳城，之后又营造了安邑；夏启时建都于阳翟。商王朝时期的都城更是迁徙多地，早期的三亳（北亳、南亳、西亳），后期的殷和成汤之故都。这一时期应该是没有陪都这一概念的，只是由于各种客观的原因，当时的都城不得不频繁迁移，但是对于旧都应该是有一定的维护。
大部分的学者将西周初年洛邑视为中国历史上陪都建制的起源和发端。周王朝的都城之制，是东、西两都。即除首都丰镐之外，只有一个陪都洛邑。此后，无论大小王朝无不仿照西周的两京制度，且许多王朝与*权不止有两京，有三京制、四京制，甚至五京、六京的。历史上各个朝代设立陪都的原因很多，陪都制度无非是考虑到*治、经济、*事等原因。
从周人的发展轨迹来看，西周时期出现了三个都城同时并存的局面，即岐周、宗周丰镐、成周洛邑。岐周是古公亶父率领周族人从北边的豳地南迁到关中西部周原（今宝鸡岐山）建立的都城；到了三世之后的周文王时期，又把都城东迁至关中中部的沣河西岸，称为丰京。后来周武王又在沣河东岸修建镐京，丰镐二京是为宗周；周成王时期，在“天下之中”的洛邑建造了成周。
西周时期的三座都城，岐周是周人作为地方诸侯时的*治中心，可以说是周人崛起的“圣都”；周人在宗周丰镐实现了“天下共主”的*治理想，宗周是周人称霸天下的*治中心，是周人作为天下共主的主都；成周洛邑则是辅助周人管理东方，进而有效统治天下的*治中心之一，是周人的陪都。
陪都的设置，始于西周武王时期。周人东征灭商后，统治了中原。但是周人的都城在关中的丰镐，对于管控整个东方地区，的确有鞭长莫及的忧虑。周武王为了加强对东方诸地的控制和防止商朝残余的复辟，经过对伊、洛一带的地形和历史反复斟酌，最终确定在伊、洛不远处“定天保，依天室”，即建立新的都城。东都的真正建成是在成王时期。周成王即位后，在丰京“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复营”二字，说明是再次修筑。
或许有些人认为，周成王时期西周的都城已经从宗周丰镐迁都到了成周洛邑，其实不然。大量的史料证明，西周的*治中心，在宗周丰镐。西周时期，周王接受王臣和诸侯述职、朝见的活动基本都是在宗周。比如青铜器乍册魑卣的铭文记录了公太史到宗周述职性地朝见周王的事；柞伯簋铭文也记载了柞伯到宗周朝见周王的事迹；方尊铭文记述了邢侯到宗周朝见周王的活动；匡侯旨乍又始鼎中的“匡侯旨初见事于宗周”则是指第二代燕侯旨第一次到宗周朝见周王；宗周钟铭文则说明周王不仅在宗周会见王臣、贵族，还会见外夷。
柞伯簋西周时期，周王的重要宗教祭祀活动也是在宗周。比如柞伯簋铭文记载了周王在宗周举行大射礼，铭文中的“大章”、“大檎”指的是周王举行的高规格的祭祀行为；同簋、克簋、大克鼎、善鼎、越簋等铭文有周王“各”的祭祀活动；献侯鼎、史叔隋器的铭文中有王大襄于宗周的记载；士上盂的铭文中有“王大龠(禴)于宗周”的记录；郭伯取簋铭文有“寮于宗周”的记述。
西周时期，周王对各地诸侯以及臣下的命令也是从宗周发出。比如小克鼎、史颂鼎、宗周钟、班簋、母簋等铭文中均有周王在宗周发布命令的记载。从这些青铜铭文的记录可以看出，西周时期周王及诸侯、王臣主要的活动中心是在宗周，这里无疑是是西周的*治中心，是周王长住之地，是西周的主要都城。
宗周钟铭文成周洛邑虽是天下之中，地理位置比较优越，也只是西周*权在东方的一个代理中心，宗周丰镐的主都地位依然牢固。众多的西周青铜铭文中同时提到了宗周和成周，足以说明宗周和成周的关系。比如士上盂铭文记载周王在宗周举行“大榆”的祭祀典礼，命令“士上果史*殷于成周”；小克鼎铭文记载周王在宗周命令“善夫克舍令于成周”；史颂鼎铭文也有周王在宗周，令“史颂……于成周”；晋侯稣编钟记载周王由宗周出发到成周指挥战争。因此，宗周与成周的首都和陪都的地位应是毋庸置疑的。西周末年，由于戎狄入侵和宗周的残破，周平王东迁后，成周终于成为主要都城。
晋侯稣编钟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西汉继承了秦的体制。在众多的史籍中，没有秦、西汉两朝设立陪都的明确记载。关于洛阳能否算作秦和西汉两朝的陪都，由于缺乏史料证实，因此存在诸多争论。
一部分学者认为，洛阳应该是秦和西汉时期的陪都，只是有关史料太少，因此情况不甚了了；而另外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秦和西汉推行的是郡县制，秦灭东周后，在洛阳故地设置三川郡，后来吕不韦的封地被削除后设置为河南、洛阳二县，归三川郡管辖，而西汉建立后在此地设置河南郡。因此，秦和西汉两朝并无陪都之说。自然也就不存在秦和西汉以洛阳为陪都的建置。
王莽篡汉后，建立新朝，改长安为常安，建都于此。王莽为了控制全国的贸易经济命脉，选定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为“五都”，形成“六京制”。
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后，定都于洛阳。为了彰显自己乃西汉皇室宗亲，继承大统的正当性，又以西汉都城长安为西京，并亲至长安，经营宫室，“凄然有怀祖之思”。此后明帝、章帝、和帝、安帝、顺帝、桓帝等均于即位后赴长安谒高庙，祭祀西汉诸帝陵。南阳是光武帝刘秀发迹之地，刘秀起兵于此。而且二十八宿（刘秀的二十八员大将）故乡大部分在南阳。并且刘秀还娶了南阳有名的美女阴丽华为皇后。因此，南阳成为了东汉的陪都，被称为“南都”、“帝乡”，是仅次于东汉首都洛阳的全国第二大城市。
曹丕篡汉后，营建洛阳宫，建都洛阳。同时，因为谯（今安徽毫县）为曹氏先祖的故土，许昌为汉献帝所居之地，而长安又是西汉的旧都，邺城是曹操创立王业的根基所在。因此，这些地方皆冠以“都”的称号，升为陪都，与洛阳并称为五都。魏文帝曹丕此举，不仅正式确立了多都制，同时也开创了以龙兴之地为都的先河。
曹魏末年，晋武帝司马炎篡魏，定国号为晋，定都洛阳，史称西晋。皇位传至晋惠帝司马衷后，西晋因“八王之乱”而导致统治急剧动荡，国内烽烟四起，后刘聪攻破洛阳，晋愍帝司马邺迁都长安。“五胡乱华”爆发之后，西晋部分宗室南渡江南，史称“永嘉南渡”。后晋元帝司马睿于建康（今江苏南京）称帝，延续晋朝统治，史称东晋。此后，宋齐梁陈四代王朝，皆以建康为都城。
南北朝时期，由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最初建都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孝文帝为巩固统治，于太和十八年（公元年）迁都洛阳，更名洛京，同时以平城为北京，又称代京，但并非正式的建制。南北朝时期，北朝的*权更迭频繁。北魏分裂后，西魏、北周定都长安；东魏、北齐定都邺城，称为上都，别都为晋阳。
隋文帝杨坚自北周宇文氏手中受掸后，于第二年即开皇二年（公元年）在北周都城长安南之龙首塬营建新都大兴城。隋朝实行东西二京制，首都大兴城（长安），陪都洛阳。隋初洛阳的地位还不能和首都大兴城相提并论。东京洛阳地位的真正凸起，是在炀帝统治时期。隋文帝杨坚去世之后，隋炀帝杨广即位，随即便于大业元年（公元年）将都城迁到了洛阳，先称东京，后改称东都，同时称旧都大兴城为西京。
隋炀帝之所以营建东都洛阳，除了个人享乐的因素外，主要还是从*治和经济方面的需要来考虑的。南北朝以来，全国经济重心逐步南移，这是公认的历史趋势。当时的洛阳水陆交通颇为便利，是全国重要的经济都会之一。为了适应发展趋势，使得都城向南边的经济中心靠拢，隋炀帝大业年间开始营建东都洛阳，同时大力修建京杭大运河，连接当时的经济重心江南，以便利商贾往来，货物的集散和漕运，这更增强了洛阳在经济上的重要性。
唐高祖李渊夺得*权后，经李世民力争，决定以隋大兴城为京师，更名长安，但是洛阳的地位依然尊崇。从唐初对东都的兴废上，我们更可以进一步认识这一点。唐武德四年（年），秦王李世民平定王世充叛乱后到了洛阳，下令拆毁东都，废东都为洛州，降为洛阳都督府。可是没过几年，唐太宗又亲自下令重修洛阳宫“以备巡幸”。说明他已开始认识到，东都洛阳不是随便可以废除的。唐高宗时，又修复乾阳殿，正式定为东都。其后，东都屡建屡废。武则天时正式定为神都。
在建设东都洛阳的规格上，也是历朝历代的陪都所不能比的。洛阳都城周长二十八公里，城内布局整齐，建有皇城、宫城，有一百零三坊、十八条大街、三个主要市场。整个洛阳的规制建设，既显示了它作为一个陪都应有的规模和气势，但又有别于首都长安。如规模比长安城略小，宫城、皇城偏于一侧，说明它是作为一个陪都来建设的。
陪都的作用就是对首都功能不足的补充，陪都和首都之间相辅相成，各有侧重。洛阳水陆交通便利，是唐王朝关东地区漕运的重要集散地。都城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由于地狭，时有灾荒，粮食供应不了长安的需求。需要将江淮的粮米漕运至长安，漕运之数从最初的年二十余万石，到唐玄宗开元九年达到年四百万石。但*河有三门砥柱之险，水道条件差，运量很小。于是只能将江南运来的米粮储存于洛阳，含嘉仓就是为此而建造的。
唐朝的皇帝为了解决都城长安的供给问题，常常统率长安的官员，连同皇室贵胄，一同“就食洛阳”。随行官员也可以携带家眷，队伍庞大。可以说，整个朝廷的职能部门全部东迁洛阳，这些官员在京师长安和东都洛阳都有官衙住宅，完全不影响处理*务和生活的需要。唐代的东都洛阳已经达到我国封建社会中期陪都制度的顶峰。
唐高宗死后，武则天临朝称制，定都洛阳，改称神都。神龙元年（公元年），唐中宗李显发动*变，复辟成功。他排除了武则天的*治干扰，把神都又改回为东都，洛阳又恢复为正常意义的陪都。同时废除北都太原，重返居长安。
唐玄宗开元年间，又恢复太原为北京，改东都洛阳为东京，京师长安为西京，并短暂定河中府为中都。“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唐肃宗于至德二年（公元年）改两京制为五京制，以京师长安为中京，以东都洛阳为东京，以太原为北京，因凤翔为唐肃宗中兴之地而升其为西京，又因“安史之乱”时唐玄宗曾于避难于成都而将其升为南京。此时的唐王朝形成了“五京制”的格局。
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年），又以江陵为南都，同时罢了南京成都府；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年）后，罢西京、南都京号，只保留上都京兆府（长安），东都河南府（洛阳），北都太原府。
北都太原其实一直是一个尴尬的存在，从武周设置北都开始，多次被废立，说明太原的地缘优势在唐王朝内部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这里虽然重要，但是并没有到可以设置为京师的水准。然而在这样的纠结之下，太原带着北都的名号陪着大唐王朝走到了最后。
唐王朝的陪都在“安史之乱”后增多，这也进一步说明大唐朝廷对于当时社会的管控能力开始变弱。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都城的增多也表示，城市群的出现，地域性的开发已经深入，特别是南方经济的崛起，所带来的南北经济实力的变化。
安史之乱对洛阳城的破坏是致命的，使得整个东都面目全非。此后，唐王朝的皇帝永居长安，不复幸东都洛阳。一直到唐末，这里都只是一些即将退休高官安享晚年的地方。但是由于洛阳地理位置和运河的便利，这里繁华依旧。唐末，唐昭宗被迫在洛阳即位，也算是变相中止了洛阳的作为唐王朝陪都的生涯。
尽管唐王朝曾实行五都制、三都制等多都制，但在所有陪都中洛阳无疑是最重要的，其地位与国都长安相差无几。两京制是唐朝都城制度的主要体制。而且，在唐朝，甚至有时长安与洛阳主客倒置，洛阳在历史上达到了陪都地位的最高峰。
五代十国时期，*权的更迭十分频繁。后梁先是定都开封，称东都开封府，后又迁都洛阳，为西都河南府；后唐定都洛阳，称洛京，又以长安作为陪都；后晋、后汉、后周定都开封，称为东京开封府，以洛阳为西京河南府，其后的五代朝代中不少都沿袭如此。在这期间，魏州、真定、太原、长安等也曾作过陪都。
赵匡胤建立宋朝之后，定都于汴梁，称为东京，同时又设立西京河南府（洛阳）、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和北京大名府作为陪都，南宋时期，没有陪都，首都之外皆称行在。
西夏*权以怀远镇（今宁夏银川）为首都，称为东京兴庆府，立灵武为西京西平府。辽国*权以上京临潢为首都，又以幽州为南京幽都府，后改为析津府；以云州为西京大同府；以东平郡为东京辽阳府，辽圣宗统和二十五年（公元年）又建中京大定府为首都。
金灭辽后，延续了辽国的五京制，早期以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为都城，成为上京，同时以临潢府为北京，辽阳府为南京、大定府为中京、大同府为西京。到了金元元年（公元年），金废帝完颜亮迁都燕京（今北京），称之为中都大兴府，同时改原南京为东京，废去临潢府北京名号，改原中京大定府为北京，立开封为南京。东京辽阳府和西京大同府则依旧。金朝末年，金宣宗迁都南京开封府，又立洛阳为中京金昌府。元朝定都北京，称大都，以旧都上都开平府为陪都，并称两都。公元年，元武宗在旺兀察都之地建中都。
明朝朱元璋建都应天府（今南京），同时为了彰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大义，又以北宋故都开封为陪都，称为北京，但之后又废除了两京制，罢去了开封府的北京名号，并改称应天府为京师。洪武二年（公元年），作为太祖朱元璋故乡的林濠府（后改称凤阳府）被升为陪都，称之为中都。明成祖朱棣成为皇帝后，将首都迁往北京，应天府南京则作为陪都，嘉靖年间又定安陆为兴都承天府。
明朝天启五年（公元年），努尔哈赤将都城从赫图阿拉迁至沈阳。明崇祯七年（公元年），清太宗皇太极改称沈阳为盛京，尊赫图阿拉为兴京。并于两年后正式改国名为“大清”。清*入关后定都北京，又以旧都盛京（今沈阳）为陪都。
自周武王在洛邑设置陪都，奠定中国历史上的陪都制度起，此后除了乱世割据时期外，大一统王朝基本都沿袭了这一制度，多采取多京制，一直到清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