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代宗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中担任天下兵马元帅,有收复两京的大功,并早早被肃宗立为储君,但他的继承权依然不够稳定,仍需要通过宫廷*变的方式才能登基。值得注意的是,代宗在即位大赦诏书中,对继位之际的这场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有如下的公开说法：
“日者先圣哀损,朕在问安,而阋墙构灾,凌长成祸,昭此共工之心,终贻管蔡之辱。舍彼有罪,咸服其辜。废于离宫,阗于城颍。”
由于代宗通过非正常的方式取得皇位,也就使得支持他的一部分人立下了拥立之功,成了代宗的功臣,并以宝应功臣为名，作为对他们的奖赏，“宝应功臣”也享有诸多优厚待遇。
一般来说，功臣名号一般只授予勘定叛乱的武臣,而代宗对所有在凌霄门谒见者全部予以“宝应功臣”的称号,可见正是借助这群宝应功臣的效忠与支持,代宗才得以战胜张后、越王之*。
事实上,这些人主要就是由李辅国和程元振所率领的飞龙、射生二*。但诏书中又明确指出,这些“诸色文武官”并不属于飞龙、射生这就说明宝应功臣显然不止李辅国、程元振等人，像殿中少监这样的文职官员同样也在功臣之列。
然而,宝应功臣的身份并不是权力和地位的保证,程元振稍后失势的例子足以说明代宗对功臣的推崇仍然是以现实利益作为出发点。
当程元振成为代宗的*治负担之后,代宗便毫不犹豫地将他抛弃。程元振对代宗有拥立之功,在代宗初年显赫一时,但在代宗流亡陕州之后,程元振很快失势。
史称:“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蕃寇犯京师,罪由程元振,请斩之以谢天下。上甚嘉纳,以元振有保护之功,削在身官爵,放归田里。”
身为禁*统帅的程元振在吐蕃入侵京师之际不能有效地组织抵抗,导致代宗被迫出逃,应该是他失去代宗信任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程元振成为全体官员的公敌更促使代宗决心抛弃他。
如果说此前程元振的权力基础在于掌管禁*,那么从吐蕃轻易攻入长安可以看出禁*的实力仍然十分有限,特别是程元振赖以成名的射生*竟在危急时刻叛变，这一切最终导致程元振的权力基础彻底丧失。代宗虽将他罢黜,却未处以极刑,仍然是当初的“保护之功”在起作用。
总而言之,宦官李辅国、程元振等人以其保护并拥立代宗之功,在代宗即位之初的数年间,成为权力中枢内极受代宗信赖的*治集团,这对正处于形成期的中唐*治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虽然代宗出于维护自身权威的需要而将李辅国、程元振先后除掉,但总体而言,他对“宝应功臣”群体的信赖仍然高于其他人。
由于代宗成长于道教盛行的玄宗时期,在道教文化中浸染颇深,同时他也“博通经籍,尤精易象”，后来又受到佛教思想的熏陶,三教糅合的印记十分明显,这种复杂的意识形态背景对他执*的思想和行为具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安史之乱平定以后,朝野内外普遍一致的要求是中兴皇室,恢复开元时期国家昌盛的面貌。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的这首著名诗篇很好地代表了战后人心厌战渴求太平的社会心理。而如何巩固朝廷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选择*治方向的问题。对于当时人来说,还有什么比重新强调那些在开元盛世时期已经得到证明的价值观念更加有效和容易接受的呢？
代宗在战乱中亲身经历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体验了各种艰辛,自小锦衣玉食的他由此深明国家复兴,尤其是重振皇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战乱毕竟刚刚结束,朝廷虽然幸存,却已经是元气大伤,在这种困难的局面之下,想要有所作为,谈何容易?
为了维系人心以巩固*权,代宗在即位之初提出要以“大中之道”作为其执*的根本方针。在此后的数次诏书中代宗一再重申与强调“大中之道”,足见其在代宗朝具有治国纲领的地位。
口号的提出固然与实际的效用之间尚有很大的距离,但由代宗对“大中之道”的反复声明可以看出它在大历*治中不容忽视的价值。
大中之道”,语出《尚书》的《洪范》篇,简单来说,以“大中”来定义“皇极”的目的,主要在追求均衡与安全,所以《传》和《正义》二书都特别强调安中之善”,这与子“无为而治”的*治思想颇有契合之处,十分符合当时朝廷的要求。
而代宗和长期担任宰相职位的元载又皆熟谙道家文化,洞悉其中的深刻内涵,故而代宗一朝对这个指导思想大体上奉行不渝,在*治、*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代宗去世之后,“大中之道”的*治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中晚唐时期*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后来德宗的建中、宣宗的大中等年号的选择明显就是“大中之道”的继承和呼应。
“安中之善”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安静与稳定,这在*治运作上就表现为因循无为。
仅以百官之首的宰相为例,在代宗一朝的18年中,前后担任宰相之职者共12人,宰相的变动频率为唐代最低,可谓有唐近三百年中宰相人选最少变更的时期之一。
由于更换宰相的频率根结底要取决于皇帝对*治安全的感知度以及对*治运作的满意度,因此大历时期宰臣鲜有变动充分反映了朝廷*策的稳定,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代宗追求安静与稳定的*治期望。
但是所有的*策都有利弊两面,安静的消极内涵就是因循无为,这就导致了“代宗之世,事多留滞。现实*治往往是复杂多变的,即便是元载当*时期,也绝非仅仅“因循”二字可以概括。
代宗时期的*争在中唐*治史上有着鲜明的特色,对中晚唐的*争有着深远的影响。毋庸讳言,正是由于代宗抱持因循而不作为的态度,导致*争在大历时期愈演愈烈,这无疑是过于强调安静无为所带来的负面效果。
代宗性仁恕,言事者谏曰:“陛下为*伤于太宽,朝典由是不肃。”上笑而答曰:“今时运艰难,凡人臣事朕者,窥少禄利耳。”
由此可见,代宗其实对*治局势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并非不想振肃朝纲，但代宗始终将巩固*权视作其执*的根本目标。
为了笼络人心,代宗不得不以宽大为*。正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对于武装割据的藩镇势力,实力有限的朝廷也只能是以安抚为主,而这一无奈之举却在后世备受非议,成为大历*治最为负面的形象之一。
然而事实上,正是在代宗坚持“务因循而重作为”的*策之下,唐王朝才得以在大乱之后逐渐巩固统治,为日后的中兴之路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