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故高府君高瑗墓志，宪宗元和十三年（），左金吾卫大将*高瑗之铭，出土于西安曲江东（古称龙首原）。年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该墓葬曾经被盗，仅有墓志及器物残片。
大唐故高府君高瑗墓墓志记载高瑗以其父功勋获得荫官。在唐代宗广德二年时，有过“赐内外官阶、爵；武德功臣子孙予一人官；成都、灵武元从三品以上加赐爵一级，余加一阶；宝应功臣三品以上官一子，仍赐爵一级，余加阶、勋两转，五品以上为父后者勋两转。”
是为加封功臣子孙的赏赐。由此可知，“宝应功臣”三品以上可官一子，通常理解为功臣子孙因荫庇可获官职，从高瑗墓志铭似乎能够推测出在唐代功臣号是可传及子孙的。
大唐故高府君高瑗墓室然而，自顺宗即位后“陕州元从、宝应功臣、兴元元从、奉天定难功臣：赐爵、勋有差，亡殁者与追赠”，这些对功臣本人的赏赐和追赠，却并未提及封赐功臣子孙，由此对于荫官存有两点疑问。一即唐代荫官，可赐子孙官、爵，而“宝应功臣”是为功臣号，对于此类殊荣，并无可见的世袭或者荫封的记载。对功臣之后的荫恩，在此仍以宝应功臣之后举例。
就“宝应功臣”之后何文哲墓志中所述，其父何游仙为皇宝应元从功臣，与李国珍一样曾为开府仪同三司。贞元初年，唐德宗下诏封赏功臣及其后人，“时开府护*中尉窦公文场以公名闻，旋补左*马*副将”。在此，何文哲是因为其父而获补了左*马*副将这一职位，并没有获得功臣号。
大唐故高府君墓志与盖二即墓志中对高瑗之父的官职并没有任何记载，如果其父为三品以上官员，在墓志铭中却为何不予以记载，似乎也不太合理。故而不能根据墓志及史书记载推测，高瑗获得宝应功臣的称号是受其父荫庇的原因。功臣号为生前授予，非死后追赠，一般是在皇帝危难时保卫皇权所获。如果高瑗是因父荫而获得功臣号，那么该墓志无疑是对唐代功臣号获封的来源的一大重要补充。
大唐故高府君墓志铭拓本宝应是唐代宗李豫的年号，前后共计两年。而代宗在位共计20年。在墓志纪年无误的情况下，墓主如果代宗年间立下功绩，那么其获得宝应功臣的年龄可以顺延至27岁之前，这样高瑗获得功臣号的年纪就较为合理了。至于为何不是被赐予“元从功臣”或“奉天定难功臣”，则无从考证。二是志文中高瑗的卒年或享年记载有误。
网络图片如高瑗的卒年有误而享年无误，可以推算高瑗的出生年份要比天宝十四年（）更早一些。根据同为“宝应功臣”的李府君墓志可知，其卒于兴元元年，享年62岁，推算李国珍生于开元十一年（），相比高瑗生于天宝十四年，其更有可能生于开元年间或天宝初期，大于比墓志铭记载年龄64岁，令人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