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后期,最大规模的一次整顿公廨本钱,各 [复制链接]

前言

公廨本钱长期执行于唐前期,尽管开元中以后,外官料钱已由别税分担,缩小了利钱在这方面的用途,但公廨本钱似未因此萎缩,反而有更多余钱可转用于他处,或渐次发展成具有独立名目的诸色官本钱,像开元十八年()以后所见,供宴设、驿传、课役、病坊等之官本钱,可能就源自税钱补贴后,本钱的压力减轻,才衍生出这些功能来。

唐后期公廨本钱的转型

安史之乱爆发,严重破坏唐朝的社会经济,“数年间,天下户口什亡八九,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通鉴》卷二二六)。战争摧残了唐朝财*,也重创公廨本钱制度,《册府元龟》卷四九《邦计部蠲复二》乾元二年()二月丁亥诏/p>

其至德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已前和籴和市,并欠负官物,及诸色官钱欠利,常平义仓欠负,五色一切放免。

放贷生息法需以安定的环境为前提,否则利既不能回收,放出的本亦因此破除。乾元二年()诏的“诸色官钱欠利,应该就包括公廨利钱在内,而所欠者,或许不只是安史乱前所放之官本钱,亦有乱后出贷之新本,如《全唐文》卷四五肃宗《乾元元年南郊赦文》/p>

其长安万年两县,各借钱一万贯,每月收利,以充和雇。……其州县官上什物,并以公廨及官人料钱,依时价和雇造买,不得分配典正。

别借钱充和雇本,显示此官本原不在公廨本钱内,是乱后新置之本。至于“以公廨及官人料钱”造买官署什物,不得令典正提供,则除了要求官人共体时艰,奉献料钱外,也以公廨钱物充作造买费用。唐*府于至德二年()下令:“内外官并不给料钱”,次年改为:“外官给半料与职田,京官不给料”,因此乾元元年()赦颁布时,州县正处于高度匮乏的状态,不仅本钱因战乱而大减,税钱亦因国库空虚而停给或减半,如今赦书又将外官料钱的这两项财源,移做造买官物之用,可以说唐前期辛苦建立的内外官俸制,随着战争的破坏,几乎全面崩溃,而历经周折的公廨本钱制,也在这波狂潮的席卷下,支离破碎。

然而,公廨本钱的韧性不可轻忽,因为它即使不充作外官俸料的财源,也依然需用做官府办公的行*费用,而且无分京司与州县,都赖之以维持国家机器的运作,《唐会要》卷九三《诸司诸色本钱上》/p>

宝应元年敕,诸色本钱,比来将放与人,或府县自取,及贫人将捉,非惟积利不纳,亦且兼本破除。

不仅乾元元年()已赐和雇本,宝应元年()州县似乎又为了多重目的,设有“诸色本钱”,其中应当包括公廨本钱在内。可见州县在经费拮据,不能以常态性预算提供财源时,就会想到置本息利法。即使捉钱不顺,难免欠利破本,也终比一次用尽预算所置经费,可多迁延些时日,或多做些事,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捉钱弊端虽多,而州县仍纷纷立官本。

唐前期的本钱通常即指公廨本钱,公廨本钱的用途如《通典》所言在“常食公用之外,分充月料”,但自从占最大宗的外官料钱有别税补贴后,本钱与税钱供公廨之用的幅度,或转供其他专门用途的情况,便自然增大、增多,开元时期已开启了这个趋势,安史乱后不仅延续下来,还似有扩大发展的迹象,像“诸色本钱”之语,大概到安史乱后才出现,它代表了官本的多样化,及不以公廨本钱为限。

京司公廨本钱,大致在乾封元年()京官俸改由税钱充给之后,史料中就鲜少提及。但安史乱后,国库空虚,常费供给不易,京司于是也注意到置本之妙用,自大历年间起,开始一波波京司置本的风潮,《唐会要》卷八六《桥梁》/p>

大历五年五月敕,承前府县,并差百姓修理桥梁。不逾旬月,即被拆毁,又更差勒修造,百姓劳顿,常以为弊要修理者,左右街使与京兆府计会其事,申报中书门下,计料处置,其坊市桥,令当界修理诸桥街,京兆府以当府利钱充修造。

京兆府县不同于一般州县,诸事可能都与京司有关,需要上报。京兆府以当府利钱充修造,应该就指供作官署杂用的公廨利钱。继之于大历六年()三月又下诏/p>

*器公廨本钱三千贯文,放在人上,取利充使以下食料纸笔。宜于数内收一千贯文,别纳店铺课钱,添公廨收利杂用。

*器监自武德元年()置后,数度罢废入少府监,至乾元元年()或许为节省官帑,停置监(《唐会要》卷六六《*器监》)。大历六年()此番别赐公廨本钱,想来是新置*器监后所给予。从其用途上看,所生利并不直接充使以下俸,不过补给食料、纸笔钱而已,这与唐初京司捉钱,计员多少为月料,颇不相同。公廨本钱贯中,贯为食料、纸笔之本,余贯再加上店铺课钱,共同收利以为公廨杂用。由是可知*器监置本之目的有二,一为官员俸钱之外的补给,一为官署行*费用与其他杂支。

*器公廨本钱应该不是京司置本之特例,反而可能是依循各司早已置本之惯例而来。因为乾封元年()以后,京官俸料即使另有财源支给,但在京诸司仍需公廨费用,或许原有的公廨本钱因此被留下,并循例直到唐后期。公廨本钱设置之原意,顾名思义,本该为公廨之用,大概因为唐初财*困窘,官俸无着,才将脑筋动到公廨本钱上,挪用利钱以充。

而一旦官俸找到其他财源,公廨本钱遂回归到原始用途。京司与州县之公廨本钱,似都循此脉络而演变。前述*器监公廨本钱的设置,提示了这样一个方向,建中二年()两省拟置待制官三十员,并置本收利给其用,更印证了唐后期各司普遍有公廨本钱的事实。

京官俸钱列入国家预算项目,由掌财*的度支给,不分公廨利钱。公廨利钱的用途,除了供官署所需的什器、厅宇修造外,其他的厨料、干力等,则充作官吏的加给,一如*器公廨本钱“取利使以下食料纸笔”。待制官拟置之本不知其名目,但由*器监新置即给公廨本钱,且二者置本之用途颇为近似,都为官吏加给与公廨杂用,因此可断定至少有一部分的本是公廨本钱,而供厨料的本可能是后期新起的食利本钱。

沈既济疏曰:“以他司息利准之”,显示置本收利是各司的普遍现象,而据其推估,待制官约需公廨本钱二千万,即0贯,是相当可观的数。前述大历六年(71)给予*器监公廨本钱只贯,看来差距颇为悬殊,这除了因为官司大小闲剧有别外,大历六年()或许国库不足,*器监本数还要靠“别纳店铺课钱”补充才成,故它实际需要的本数当不只于所赐的贯。

公廨钱普遍存于内外各司,新置官署要给本钱生利,以给公廨杂用;相对地,裁并官署则会收回公廨钱,以免浪费公帑。

李泌一方面因外官俸太重,人不乐为京官,乃请随官闲剧,普增京俸;另方面则以官员冗滥,备顾问者多,意在裁汰。拾遗、补阙既已不再除用,所余二人占一廨署,耗掉一廨署之公款,未免太浪费。唐后期虽有专供官僚膳食的食利本钱,但如前所述,公廨钱也一直贴充食料或厨料之费,李令二人寓食中书舍人署,并收其公廨钱,正有节省开支的用意。

无论京司或州县,官署都应有钱、物充公廨之用,“公廨田”与“公廨钱”就是两个主要来源。二者都承自隋代,前者“借民佃植”,收租以给公用,是典型的预算外收入;后者则财源可能有多种,除了由本钱出贷,用其息利外,属于年度预算项目者,唐前期有开元十年()起每年征收的别税;唐后期自贞元七年()起,敕“御史台每月别给赃二百贯文,充公廨杂费用”(《唐会要》卷六O《御史台》);自太和三年(89)起,“天下州府回残羡余”,“许充诸色公用”,也包括公廨杂费在内(《唐会要》卷六八《刺史上》)。

公廨钱出自不同形式的财源,其来自置本生利者,缺点是易欠利而耗其本;而来自预算项目或特别拨款者,钱数可能减损得更快,还要年年编预算。为了补贴日渐不足的公廨钱,中央*府偶然有别赐,另外也会想其他办法。

这是以阙官职田地子,货卖后充填所欠本数。类似情形还有大历十二年()敕:“京诸司阙官职田苗子,自今以后宜并充修当司廨宇用”(同前书卷),二者都来自阙官职田,后者且用于修造官署,推测前者所填本数应包括公廨本钱在内。

自从唐*府发现本钱制度可以借由往复不已的生息,支应财*开销,减轻赋税负担后,便经常运用此法,当成*府财力所不及时,零星杂支项目的财源。战争与动乱虽然不利于放贷生息,但一次置本,自行取利之诱因,仍让唐*府大为动心,遂于安史乱后不久,就在京司与州县陆续展开各种置本生利法,甚至连偏远边州也不例外,吐鲁番文书《唐大历口年王德实立限送钱帖》:

1.大历某年五月六日,王德实

2.贰阡伍伯文限五月末送

3.某见官付征利

西州在贞元八年()才陷番,在此之前官方还置本息利，送利时间多在每月初。此帖下于月六日,又立限至五月末送纳,似在催促王德实缴交欠利。官本放贷,弊端甚多,久为人所诟病,德宗初又再次下制检讨其可行性,。

息利官钱,广义地指各种官本钱。德宗命官员商议出不虐民的折衷方案,并择善而行,只可惜此立意良善的构想,难被切实遵行,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制:“百官及在城诸使息利本钱,征放多年,积成深弊”(《唐会要》卷九三《诸司诸色本钱上》)便可领会其间消息,知其所谓“择善而行”,不过具文而已诚如沈既济之言,“置钱息利,是有司权宜,非陛下经理之法”唐前后期公廨本钱用途之变化,适可说明之。

为*之本,在于择人授官,内外官俸的筹措,原本应是国家经理之大法,前期自京官钱回归常税支给,外官月料也愈来愈依赖税钱的直接补贴后,公廨本钱的用途便愈指向常食公用方面,尤其是作为官署的行*费用。安史乱期间,户口亡散,贡赋不入,已渐取代利钱充俸的税钱,大概因极度短缺,唐*府遂于至德二年()、乾元元年()先后宣布内外官不给料或给半料,自此直到约二十年后的大历十二年(）,国家才正式厘定京外官月俸标准。

期间,内外官俸是否又走回公廨本钱生利的老路子,并不确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历十二年()制无异宣告了内外官俸都由国家统一支付,这是继乾封、开元定京官俸以来,首度定出外官的俸钱数。可以说外官终于摆脱了长期以来程度不等地靠利钱充俸的旧例,而公廨本钱也在不为俸料来源的情况下,转型成为专门供给公廨之用的杂项经费。京外官俸由国库支给,回归预算内项目,本是一个合理的走向,但就公廨本钱而言却是致命的一击,因为自从主功能丧失后,它在国家财*中的地位顿失,已不再受*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