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时期,为保障山南地区江汉漕运顺畅 [复制链接]

安史叛乱初期，面对安史叛军咄咄逼人的气势，玄宗于天宝十四年（）十二月，为抵御安史叛军南下，“以永王璘为山南节度使，以江陵长史源消副之。”又于安禄山在河南地区势如破竹之时，为遏止其进一步南下，肃宗即位以后，由以张巡、许远、鲁灵扼守雍丘、睢阳、南阳等南通襄州、邓州的交通要塞，苦战一年有余，遏止叛军南下，为取得最终的胜利争得了时间，奠定了物质保障。

虽然在正面与安史叛军的交锋中，肃宗取得了战略上的胜利，但仅仅于此是不够的，在江汉漕运所在区域的建置安排上，肃宗也是破费了一番脑筋。中央对于江汉漕运所在的山南地区的控制，将这一地区的釆访使逐步变更为釆访防御使与防御使，大致存在山南东道防御使、襄阳防御使、南阳防御使、江陵防御使等。

为更好的统一部署，肃宗于至德二年（），“废南阳节度使，升襄阳防御使为山南东道节度使，领襄、邓、隋、唐、安、均、房、金、商九州，治襄州。”于至德三年（），升江陵防御使为荆南节度使气至此，江汉漕运主要流经地域的山南东道节度使与荆州节度使正式建立。

之后，为了加强对于荆南地区的控制，肃宗又于上元元年（）“以荆州为南都，州曰江陵府，官吏制置同京兆”，提高其政治地位，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后人有论曰：“荆山之南，府压上游，置尹视京、河，置使视扬、益，同巴蜀吴越之治。臻自上古，为天下敌，在今为咽腴之地，置荆南之治，乃天下低昂也。”国建置的完成，若发挥更好的职能，人事安排的合理必不可少。纵观肃宗一朝在安史之乱时期对于山南与荆襄地区的人事安排，便可见一斑。

对于这一时期的几位节度使，均由朝廷任命，对于朝廷的态度都是极为恭顺，且任职时间均较短，更迭频繁，肃宗朝至德元年（）到上元元年（），四年时间共有七位节度使。并且，虽然适逢乱世，但约占一半以上的节度使均为文职出身，如于肃宗乾元元年（）至乾元二年（）为荆南节度使的杜鸿渐，《旧唐书杜鸿渐传》便载其“敏悟好学，举进士”；于肃宗上元元年至上元二年任荆南节度使的吕誣，《旧唐书吕謹传》中便赞赏道其“志行修整，勤于学业”。

但是又由于战时的需要，肃宗还是启用了鲁灵、来頊等一批武将，但时间都仅为一年，直至来頊于肃宗朝末期再度上任。总体来说，唐肃宗对于江汉漕运一线人事的控制是非常成功的，人事任命顺畅，节度使恭顺于朝廷。

安史之乱肆掠中原之时，河南一线为保存这一地区的安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然而，总体稳定的这一地区却出现了几次动荡，但是肃宗均是运用雷霆手段加以镇压，保障了这一地区的稳定，也巩固了自己对于这一地区的控制。

安史叛乱军队横扫中原，玄宗则任命自己最宠爱的王子——永王李璘出镇江南和江汉地区，当时谏议大夫高适就预见到了永王李璘一旦手握重兵，便可能与代太宗登基的太子李亨产生矛盾，故而“以为不可；上皇不听。”李璘独领山南、江西、岭南、黔中四道节度使，镇守江陵，独握南方军政大全，且当时“淮租赋山积于江陵”，军事和经济实力足以与中央抗衡。

年，肃宗登基，便开始着手剪除这一股势力，一是为了自己王位的巩固；二是保证自己对于江南和江汉地区物资供给的控制。永王李璘虽然为玄宗爱子，且与肃宗自幼感情深厚，但是他“生长深宫，不更人事”，缺乏必要的政治经验与谋略，且其子襄城王李场“有勇力，好兵，有薛镂等为之谋主”，图谋割据，意欲借助此地的财富加上四道将兵“封疆数千里，宜据金陵，保有江表，如东晋故事。”

对于永王的种种表现，肃宗自然明晓，时任江陵长史的李幌就借故离开任所，投奔肃宗，高适亦“陈江东利害，永王必败”。肃宗曾试图要求永王李璘归蜀，但遭到拒绝。

于是，肃宗先发制人，在军事上对于自己的弟弟做了有目的的部署：设置淮南节度使，领广陵等十二郡，任命高适为节度使；设置淮南西道节度使，领汝南等五郡，以来頊为节度使；再加上原有的江东节度使韦陟，构成了限制永王李璘的三把锁。需要注意的是为淮南西道节度使的来頊，安史之乱初期，来頊为颍川太守，“贼屡攻之，頊前后破贼甚众，人谓之‘来嚼铁’”，足见战斗力之强，在以后来頊还将对江汉地区的军政局势产生深远的影响。

肃宗至德元年()十二月，永王李璘“沿江而下，军容甚盛，然犹未露割据之谋”，史称“永王东巡”，江淮震动。高适“与来頊、韦陟会于安陆，结盟誓众以讨之”，是为“安陆会盟”。由于永王李璘军事经验欠缺，政治上较为幼稚，在加上身边大将的逃散，至德二年（）二月叛乱便被扑灭，永王李璘被擒杀。

总的来说，永王李璘叛乱并未对当时的军政斗争局势产生多大的冲击，但是从很大程度上让新即位不就的肃宗认识到了山南地区与江汉漕运对于政权的重要性，在将来的战略安排中，他也必将会更为注意这一地区的稳定和控制。

乾元二年（）八月的河南战场，史思明兵势正盛，于邺城之战击溃唐军，唐廷一筹莫展，无力抽身。因此，对于这次作乱，肃宗釆取招抚手段，至十一月，“康楚元等众至万余人。”荆、襄二州相继被叛军攻占，且此时正值河南战场于史思明酣战之时，只有重拳出击，方能保障后防稳定，是漕运供给畅通，支援河南前线。

首先，“商州刺史充荆、襄等道租庸使韦伦发兵讨之，驻于之境，招谕降者，厚抚之；”随后，“伺其稍怠，进军击之，生擒楚元，其众遂溃；得其所掠租庸二百万缗，荆、襄皆平。”韦伦对于康楚元、张嘉延作乱的平叛清晰明了，速战速决，从侧面可以看出，朝廷在这一区域的绝度控制力。

上元元年（）四月，“襄州将张维瑾、曹玲杀节度使史翔，据州反。”曲这一时期的李光弼在河阳之战中占据主动，然而当时朝廷中，权力为以李辅国和鱼朝恩为代表的宦官所把握。在河南战场，鱼朝恩作为监军，多次干扰李光弼的作战计划，一味迎合肃宗收回东都洛阳，而丧失了消灭史思明有生力量的时机，加大了平叛中军力和物资上的无谓消耗。

面对张维瑾、曹玲在襄州的作乱，唐廷及时作出对策，“制以陇州刺史韦伦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但是权宦李辅国其实把控朝政，节度使皆出其门，故而，“伦既朝廷所除，又不谒辅国，寻改秦州防御使。己未，以陕西节度使来頊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来頊在与安史叛军作战时，便有“来嚼铁”之名，张维瑾，曹玲出降，襄州的又一次作乱被平息。

肃宗一朝于山南的这三次作乱，永王李璘之乱肃宗未雨绸缪，雷厉风行，进行针对性的军事部署，果敢平叛，基本把危害降到最低，稳住了江汉的局势和漕运的平稳。而康楚元与张嘉延、张维瑾与曹玲这两次发生的襄州的作乱，规模较小，均属军将为乱，危害性极小，但从对前者处理的谨小慎微和对后者处理的雷厉风行，可以看出朝廷对于这一地区的重视。

此外，襄州军将连续作乱，也与唐廷多以文人管辖山南地区，且更迭频繁有关，文人军事管理经验欠缺，武人不服文人管辖，最终导致军将作乱接连发生。决策者也一定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于是军功甚高的来頊二次履新山南东道节度使，成为江汉漕运实际的守护者，并且一任数年，这固然给江汉地区带来稳定，但是也给朝廷带来了更严峻的麻烦。

肃宗至德二年（）九月，天下兵马大元帅、广平王李俶率领以朔方兵为主力的唐军，连同回纥兵约共十五万人，自凤翔进军长安，李嗣业、郭子仪、王嗣礼分列前、中、后三军，于香积寺打败叛军，收复长安。后又乘胜追击攻进潼关，光复东都洛阳。但是由于战略上的失误和执行上的错误，使得史思明通过相州之战与河阳之战重新控制河南地区，并杀死安庆绪自立为大圣燕王。但是叛军内部的权力斗争，使得史朝义故伎重演，杀父自立，战局的天平在邙山之战后开始向有利于唐军的方向倾斜。

之后唐廷以李光弼为河南副元帅，主持河南地区军务，以郭子仪统筹河东、河北地区的军力，伺机反击。到代宗宝应元年（），以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辅以仆固怀恩，在回纥兵的帮助下收复洛阳，并由于吐蕃不断侵蚀西部边境而招降了大量安史叛军将领，史朝义走投无路，于广德元年（）元月被杀，安史之乱终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