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唐宋之际士人阶层的身份构成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诚如包弼德先生指出的那样，作为中国古代的社会精英阶层，“士的身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7世纪，士是家世显赫的高门大族所左右的精英群体；在10和11世纪，士是官僚”。就在唐宋之际士人阶层身份转变的同时，其内部成分方面也发生了分化。
换言之，由于知识素养和能力结构的差异，晚唐五代的士人阶层分化为文学之士、儒生和文吏等不同类型。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上述分化从其地域来看，主要集中在北方中原地区；从其内涵和表现来看，主要体现在文学之士的盛极而衰、文吏型士人的再度崛起、儒生群体的沉潜和武质化士人的产生几个方面。
一、传统士人的分类
1.文学之士
学者普遍注意到，自东汉晚期开始，文学创作兴盛的局面和迹象逐渐明显，在士阶层出现了独立的文学观念。所谓独立的文学观念包含两层意识，一层指的是“文”是一种特殊的事务，与其他人类活动性质不同。
另一层指的是有一种“文”异于一般的、功能性质的“文”，这种“文”接近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具有艺术的意味。独立文学观念的不断发展的结果之一，是造就了一批擅长诗赋文章写作并以此见知于世的文学之士。
陆扬先生将这种文化现象称之为“清流文化”，指出此一“清流文化”经过唐德宗、唐宪宗两朝君主的有意识推动，成为唐代政治文化的主旋律。即使是处于王纲不振、藩镇割据的晚唐时期，“清流文化”仍然不断通过以朝廷词臣为核心的主流精英，源源不断地向各地输送、扩散。
不过，长期的优势独占，使得文学之士构成的所谓“清流群体”，与其他士人阶层的矛盾冲突不断激化，文吏型士人更是藉由朱温之手发动“白马驿事件”对前者进行毁灭性打击，文学之士至此盛极而衰。
另一方面，为了应对安史之乱以后朝藩之间的各种政治关系，使得文学之士写作的重心“从朝命所颁的诏制过渡到为藩镇传旨达意的表状笺启”，文学创作出现了畸形发展的局面，导致晚唐以降的文学之士知识素养方面逐渐变得狭隘，失去了应对社会动乱和复杂政治局面的能力。朱温取代李唐建李后梁后，“中原多难，文章之士缩影窜迹不自顾”，丧失了往日的辉煌。尤其是伴随着五代时期武人政治的形成和确立，“重武轻文”风气严重，文学之士进一步衰微。
2.文吏型士人
阎步克先生研究指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知识文化角色和职业文官角色的分化，产生了自主的学士群体和文吏群体。学士和文吏经历了秦朝和西汉时期的分立和对立以后，在东汉融合为“一身二任”的士大夫阶级，促成了士大夫政治的定型。但由于“学”“用”之间经常有严重的脱节，故儒生和文吏之间的矛盾始终是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重要潜流。
唐高宗时“尤重文吏”，一度出现了文吏型士人纷纷获得重用的黄金时期。但这些长于吏务，轻视文士的文吏型士人，与当时渐趋兴盛的文学之士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并最终在唐玄宗朝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张说与宇文融之争，张九龄与李林甫之争都属于此类。
由于当时民间重文学已成风气，干进之人习惯把文学一途看作鹄的，且天宝年间诗赋成为考试进士的标准。因此，重视吏治的李林甫得势后虽极力排斥文学之士，但终究难以挽回文吏型士人在朝中的颓势。此后，在清流群体把控清要官职的情况下，文吏型士人不得不屈居于基层政权。
然而，到了唐末五代时期，由于特殊政治环境下财政经济事务重要性的提高，文吏型士人再度受到重视。邓小南先生就敏锐地注意到后梁时期文吏型实权人物的崛起，他们基本都是跟随朱温“扈从征伐，出入帷幄”过程中处理“庶务”的霸府僚佐。
作为唐末首屈一指的实力军阀，朱温在用人方面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精神，向来反对“务虚名而丧其实效”，其麾下聚集了一批精于财政经济事务，善于处理繁杂工作的、具有突出吏治才能的文吏型士人。如其幕僚敬翔就“尤长刀笔，应用敏捷”，凭借突出的吏能深得朱温的信任，并长期典章机要，“军谋、民政，帝一以委之”。
面对儒生文士杨邠、苏逢吉表现出声色俱厉的武将史宏肇，在文吏型士人王章“若无毛锥子，赡军财赋，自何而集”的反问下，也只能“默然，少顷而罢”，文吏型士人在当时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这些文吏型士人更注重文化的实用性，对仅擅长礼乐文章的士人并不抱好感。后汉杨邠“为国家者，帑廪实，甲兵完而已，礼乐文物皆虚器也”的看法，在五代文吏型士人中间颇具代表性。
王章就“尤不喜文士”，这里文士显然指文学之士。至周世宗去世前夕所擢用以辅佐幼子的三相，只有范质是儒生，另外两人中的王溥出身“刀笔家子，而好学始终不倦”，魏仁浦更是曾在后晋末“隶枢密院为小史，任职端谨，侪辈不能及”，且“善书记”。两人均“以宽厚长者著称”，都是文吏型士人，反映了文吏型士人在五代时期的发展壮大。
3.儒生群体
李唐立国之初，统治者曾大力提倡儒学，作为官方统治思想，并把尊儒崇经、推行仁政，定为治国的基本方针。如唐高祖就“颇好儒臣”，建立唐朝后更是专门下诏褒奖儒学：“朕君临区宇，兴化崇儒，永言先达，情深绍嗣。宜令有司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唐太宗还曾对侍臣说道：“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
在尊孔重儒政策的影响下，魏征、房玄龄、张玄素等一批儒学之臣纷纷获得进用。但好景不长，唐高宗即位后“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吏。于是醇醲日去，毕竞日彰”。尤其是到不重经术的武则天称制以后，学官日衰，朝堂上的儒生群体受到沉重打击。唐玄宗即位之后虽曾“数诏州县及百官荐举经通之士。又置集贤院，招集学者校选，募儒士及博涉著实之流”，但终究未能恢复唐初的盛况。
另一方面，受武则天称制以后日趋兴盛的、以诗赋为中心的进士科的影响，士人为追求科举及第，往往沉浸于文学崇拜，醉心诗词歌赋，对儒家经籍愈加疏离；再加上安史之乱后爆发带来的战争破坏，儒学发展进一步受挫。
就在安史之乱刚刚结束不久的唐代宗宝应元年六月，礼部侍郎杨绾就上疏批评当时的士人。到以右文著称的唐文宗在位期间，重用擅长经术的郑覃为相，并接受后者的建议，将《周易》、《尚书》等十二部儒家经典刻成石经，史称《开成石经》。
然而这些集合朝中宿儒旧学校勘成果的经书刊刻完成以后，并不能令人满意，以至于落得“名儒皆不窥之”的尴尬境地，显示了当时朝中儒学精英的极度缺乏。唐末以降，由于武人政治的不断发展，形成了浓厚的重武轻文风气，儒生群体更加不受朝廷重视。
宋人曾巩注意到五代儒生群体政治上不得意的困厄境遇：“方五代之际，儒学既摈焉，后生小子，治术业于闾巷，文多浅近。”马端临也指出：“五代之时，虽科举未尝废，而士厄于离乱之际，不得卒业，或有所长，而不能以自见，老死闾阎，不为少矣！”值得注意的一个地方是，五代时期的儒学虽备受摧残，但仍不绝如屡；儒生群体也并未完全消寂下去，而是沉潜在民间，静等复出的时机。
即使是处“文物荡尽”的五代季世，山东之地仍然有着众多的儒生坚持“抱经伏农野，守死善道”，甚至五十年不改，故而在宋太祖建立北宋后能够“自奋垅亩，大裾长绅，杂出于戎马介士之间”，从而成为百姓父老眼中天下太平的象征。从这条材料可以看出，唐宋之际的北方中原地区有着大批的儒者在民间默默地蔓延扎根。
有学者研究指出，晚唐五代的儒生群体虽然消沉于政治舞台，但却“转而沉潜于社会，或以治经讲学为职志，或以教育儿孙为目的，出现许多‘业儒’群体。他们透过私人讲学维生，在地方上扮演传播儒学的角色，也让社会上更多‘志于士’者能够启蒙、学习”。正是这批沉潜于民间的儒生群体，使得儒学在唐末五代饱经劫难却不绝如屡，甚至在社会底层不断酝酿、深化，为北宋儒学复兴提供了重要的文化积淀。
二、新型士人类型的产生
除文学之士、文吏型士人和儒生群体外，晚唐五代时期产生了一种游离于文武之间的新型士人，可称之为武质化士人。众所周知，在理想的原始儒家教养中，关于士人阶层的设想是经过“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项基本技能训练，具备文武兼通的素养综合性人才。
然而，随着春秋战国以后不断的文化转型，又经过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演变，文、武二途的分离渐趋明显；到隋唐时期，受科举制度推行的影响，再加上府兵制的崩溃，使得文武分途的现象更加突出，文人和武人也逐渐成为判然两分的两大群体，双方的文化隔膜越来越严重。
不过，到了晚唐五代时期，却出现了一些积极参与军事，提倡士人习兵，从而试图达致才兼文武的文臣。五代时期，由于特殊的政治军事局面，更是产生一种具有武质化倾向的新型士人。
黄巢之乱以后，在中枢权力斗争、朝藩矛盾、民众暴动等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唐廷的政治权威急剧下降，军队不再受中央政府的节制，地方上的藩镇和节度使成为实际的统治者。为达致夺取政权的目的，藩镇节帅往往表现出重武轻文的态度，而他们的好尚严重影响到士人的政治选择。
刘守光“为燕帅，性惨酷，不喜儒士”，推行“尽率部内丁夫为军伍，而黥其面，为儒者患之”的政策。不少当地儒生文士为谋求政治上的出路，不得不弃文从武、弃笔投戎。如精通《左氏春秋》，喜好吟咏的张守崇就“掷笔以自效，守光纳之，渐升为裨将”。
刘守光的情况虽然有些极端，但并非孤例。五代君主大多出身行伍，奉行重武轻文的政策，朝臣多任用武人，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武人政权和武人政治局面，尤其是后唐、后晋和后汉三朝，其统治者均出身于以好战、善战著称代北沙陀集团，受君主尚武的刺激，武质化士人获得进一步发展。
总结
其实，早在沙陀集团尚与后梁对峙和攻战时期，其治下的河东地区就好武成风，产生了大量的武质化士人，“太原地雄边服，人多尚武，耻于学业”。到沙陀集团战胜后梁政权，取得北方地区的统治权后，很多士人纷纷弃文从武、投笔从戎，以期建立军功，获得重用：“后唐庄宗入魏，河朔游士，多自效军门。”此类士人在后唐、后晋和后汉三朝层出不穷、屡见不鲜，甚至不乏有主动从军的士人取得辉煌的军事成就，并成功官居高位。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五代时期的北方中原地区出现了一大批崇尚军功、爱好武事的武质化士人。这些武质化士人在宋初发挥了巨大的效用，他们在处理地方治安和移风易俗等问题上远较一般士人有力，宋初“文臣知州事”、“文臣知军事”等政策得以成功推行，正有赖于这样一批武质化士人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