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淮南问题的由来是什么高骈时代淮南与 [复制链接]

安史之乱后，唐朝传统的经济中心黄河流域遭到严重破坏，朝廷寄希望于未受战乱的南方，于是产生了财赋“实仰东南八道”的局面，淮南藩镇在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黄巢起义以前，淮南历代节度使始终是唐廷有力的支持者，包括向朝廷积极缴纳贡赋，参与唐廷的军事行动，以期获得朝廷青睐。然而朝廷与地方之间的内在矛盾可能早己产生。

黄巢起义打破了力量平衡，朝廷统治趋于崩溃，各地军阀重新割据。高骈在这个背景下就任淮南，一系列举措成为淮南脱离地方属性的滥筋，同时也开启了淮南等地半个多世纪转变的进程。

淮南，广义上指淮河以南、长江以北之地，唐初隶淮南道，治所扬州。至德元载(公元年)，始置淮南节度使，初领扬、楚、滁、和、寿、庐、舒、光、薪、黄、安、申、涌十二州，治扬州。淮南节度使辖境不断变化，并与淮西节度使长期纠葛:同年唐廷设置淮南西道节度使，简称淮西，初辖许、豫、光、申四州，治许州。

乾元二年()，淮西领寿、光、申、安、黄、薪、涌七州，治寿州。上元二年()，淮西移治安州，辖寿、光、申、安、薪、黄、涌、陈、郑、汁、宋、颖、泅、曹十四州；同年，淮南复领寿州。宝应元年()，淮西领安、光、黄、薪、涌、陈、许、随、唐九州。大历八年()，淮西移治蔡州，领蔡、汝、安、光、申、许、随、唐八州。十一年()，淮西移治汁州。十四年()，淮西赐号淮宁军节度使，又改称申光蔡节度使，辖蔡、汝、安、光、申、许、随、唐八州。同年，李希烈割据淮西。

兴元元年()，唐廷分淮南设壕寿庐都团练观察使，治寿州，贞元四年()寿、庐州复归淮南。又贞元二年()，李希烈遭部将杀害，淮西归顺唐廷。次年()吴少诚据淮西，淮西进入吴氏割据时代。十四年()，淮宁军赐号彰义军节度使，此后长期领蔡、申、光三州。元和四年()，淮西吴少诚病亡，部将兼义弟吴少阳自立。九年()吴少阳卒，其子吴元济自立。

十三年()，唐廷出兵平吴元济，淮西节度使被废，其蔡州划归忠武军节度使，申州划归鄂岳观察使，光州则划入淮南节度使。至元和十五年()，淮南节度使范围大致确定，领扬、楚、滁、和、庐、舒、寿、光八州。淮南节度使的政区变化反映了唐廷不断变动的战略需求，尤其是针对淮西割据藩镇。

据《元和郡县图志》，淮南道辖扬、楚、滁、和、舒、寿、庐等州，其中扬州“号为天下繁侈”，与益州(成都府)并列。且淮南较安史之乱前，人口还有明显的增长。安史之乱使原本唐廷的财赋中心河南地区遭到了严重破坏。因淮南未催战火，唐廷似有意对财赋中心做出调整:肃宗增设包括淮南在内的南方节度使。“李锦绣认为，从至德至贞元以来财政制度的改变因人而定，至德元年山南五道度支使出现，也是江淮取代北方成为财赋中心的必然。

又因淮南当大运河中枢之地，地位较其余镇更高。代宗永泰二年()以户部尚书刘晏兼任淮南转运、常平、铸钱、盐铁等使，将淮南作为财赋重地征收。此后淮南节度照例承担赋税转运任务，盐铁使更是常驻扬州。元和间，裴泊推行财政改革，置两税使加强管理。据李锦绣的研究，这次的改革其实仅限于江淮地区，不专为裁抑方镇，主要是为了统一收支，也能说明江淮在国家财政中的重要地位坚固地建立起来。

赋税中心的南移无疑加深了中央与淮南藩镇的依赖关系，元和十五年()以后一直到黄巢起义()，淮南节度使对中央大体是拥护的，这基本己经成为常识，毋庸多论。本文则着眼于淮南节度使群体，考察淮南节度使的一些作为，以发现淮南与中央错综复杂的关系，这可能是后来高骈时期发生问题的缘由。节度使称职与否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其一是对中央是否履行朝廷任务，包括财赋征收、转运，是否响应中央命令等；其二是在本地方是否有所建树，乃至于能否有利于经济发展。

至德至广明年间淮南节度使一共有20位，其中以三省、六部要员身份出任的有12人；以地方官员身份出任的有5人。中晚唐党争始终不断，宰相贬黝频繁，淮南节镇也成为失势宰相较常出镇的地方，牛李两党的核心人物也都在此列。他们出于各种考虑，都对中央表现出了“绝对”的忠心，以期重返长安。这主要可以从节度使对中央的行为以及在地方的建树两方面得知。

一方面，淮南节度使尽力上供钱财、方物等。德宗建中三年()五月，陈少游“请于本道两税钱每千增二百，因诏他州悉如之。”穆宗长庆三年(）三月丁巳，“宰臣百僚赐宴于曲江亭。救应御服及器用在淮南、两浙、宣款等道合供进者，并端午诞节常例进献者，一切权停。”敬宗时，“甲辰，盐铁使王播进羡余绢一百万匹，仍请日进二万，计五十日方毕。”“宝历二年(）十二月己酉，救凤翔、淮南先进女乐二十四人，并放归本道。”可知淮南曾经是中央的服饰、器物和节日礼品的重要贡地之一，还向中央进乐工等技术、娱乐人才。

淮南节度使还积极配合中央，加入中央对其他藩镇和地方叛乱的军事行动中。德宗贞元十六年()，唐廷讨伐徐州，淮南节度使杜佑受命出兵。

元和十二年()唐廷用兵淮西，淮南节度使李嘟积极防御平卢李师道(淮西盟友)，并在唐廷财力不足的情况下，上供淮南一年盈余，引得其他诸藩镇效仿，解决了唐廷的困难。“这为唐廷顺利进讨淮西奠定了坚实基础。宣宗大中十二年()七月丙寅，宣州都将康全泰逐观察使郑薰，郑薰出奔扬州。对于这些，朝廷大加赞赏，并给予相关节度使高度评价。由于刚毅果决、刑法严厉，他在地方上非议很多，之所以没有影响他的升迁，也正是因为他在任期间积极支持朝廷财赋和军事，使朝廷得以顺利达成目的。

由此，唐廷对这些官员的基本评价标准可以大致推测为，只要能为中央集财、转运，或得到朝廷褒奖，或在不久之后升官或入京。

另一方面，一些淮南节度使在地方也有所建设，不少工程造福农、槽。如李吉甫在淮南筑塘灌田，以便农业生产。王播在扬州疏通官河，使槽运畅通。节度使崔铱、李蔚则因为在淮南的善政，被地方大加称赞。地方建设也确是节度使重要的指标之一，中央希望获取更多地方财赋，能够在地方有所建树，当也是更好地满足了朝廷的需求。

这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节度使对朝廷较为忠实地执行了财赋收集、转运的任务，更重要的是朝廷对于淮南财赋的依赖程度，似乎己经成为所任官员升降的不成文标准。不过，相比在地方的建设，唐廷显然更看重能否执行上供财赋的任务，至于能否得到地方认可也不是最重要。但是因结交权宦王守澄，便再次出任转运使。

太和元年()入朝，又上缴大量财赋。并且在他去世之后，还得到了皇帝废朝三日的待遇。他在扬州所修的水利，大抵也是为了更好地转运物资，向朝廷进奉。但是若毫无地方建树，又无法执行唐廷任务的节度使，则就属于不称职的。如杜粽在任期间，既不关心民情，对于淮南政治、刑法也难以决断，被唐廷罢免职务。

但是，巨大经济利益下，淮南与中央也并非铁板一块，争利、暗中克扣的事例也不乏。唐廷和节度使的重赋令淮南苦不堪言，很多运输人员“监守自盗”。槽米运输途中不免有损耗，本来将损耗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是唐廷尚能接受的。但是随着淮南贡赋日益繁重，槽米亡耗于路颇多。

朝廷的严厉法令小能阻止民众的“盔取”，反而使损耗达到百分之七八十，这一方面也足见东南地区的赋敛非常严重，节度使不遗余力地替唐廷收纳，使得饥民挺而走险。另一方面，这些“盗取”行为，究竟完全属于民众拿取，还是沿途官吏乃至节度使们有意为之，似难以论说。

李廷先指出，至大中四年()淮南槽运不过每年四十万石，能抵达长安的也仅仅十之三四，沿途官吏也加入到盗米行列。次年()，裴休奏请在槽米上实施承包制，重新整顿，运量方才稍有增加。可知，这种大规模的损耗，除了淮南境内灾民、船工、押运、官吏等，作为财赋转运至关重要的淮南节度使应该也参与到其中，毕竟从元和至大中五十余年，唐廷一直难以杜绝此类现象，很可能就是节度使暗中取利、假托民盗。

与“盗取”槽粮相类似，淮南官员还与朝廷争夺茶税，裴休继续执行整顿，对茶税开刀，实际上削弱了地方对茶税的干预和“私吞”，因而引起淮南等三镇的不服，希望借“军用困竭”为由收回茶税全权。站在唐廷角度，槽粮和茶盐是国之重税，自然不能随意损耗，因而不容许淮南以任何形式阻碍转运收税。

而从淮南和扬州角度来看则正是在唐廷极力搜刮下，用以自我维持的必要手段。地方官吏借以中饱私囊，而承担运输任务的雇工和民众，则稍能以此缓解困窘。李锦绣指出，这又是“淮南等三道以‘军用困竭’为名，请求恢复地方税茶，直接夺利。大中皇帝救旨驳回，维护了中央利权”。

同时淮南还要面对连年的灾祸。仅仅见诸史籍的，水灾:大和四年(）九月，淮南水灾害稼；十一月淮南大水、虫霜；五年()，淮南水灾害稼；七年(）冬十月，扬州七县水灾害稼；八年(）九月河南府、邓、同、扬州并奏旱虫伤损秋稼。丙申，淮南、两浙、黔中水灾，民户逃亡，导致京师物价暴贵；

开成元年()冬十月，扬州七县水旱，损田。二年(）夏，扬州运河因旱枯竭。火灾:大和四年十一月，扬州海陵火；八年三月和十月，扬州火；开成二年六月，扬州集市大火。且都烧毁民宅数百数千。

这些或许只是当时淮南天灾人祸的冰山一角，对于民生之艰辛却也是一定程度的反映。尤其是城市火灾，扬州以商业流通著称，集市遍布全城，原本唐代城市中用以限制居民的坊和坊墙在扬州有消失的倾向，集市趋于集中和庞大。而一旦发生火灾，除了殃及整个集市，连带周边民宅也付之一炬，对扬州的经济发展可能是很大的打击。

由此大约可见，在9世纪中后期，淮南就因为财赋之利与中央发生明争暗斗，而唐廷又变本加厉地向淮南征收剩余价值，节度使在地方又时常大兴土木，取悦中央，可以说潜在矛盾和隐患早己埋下。

总之，淮南成为唐廷财赋中心后，至嘻宗前的历任节度使，大多是外放的京中高官或重要地方官员。他们或出于希望升迁，或出于期盼回京，或真心有所建树，对于朝廷履行任务，对淮南地方大多也能留心治理、多建善政。唐廷也将能否为自己上供财赋作为考核淮南节度使的指标。这使五十多年来的淮南与中央互相依赖，似乎相安无事。

但在这背后，淮南本身灾害频繁，历来盗寇丛生，朝廷稳固的时候这些都能被掩盖，一旦不稳，祸害也将是剧烈的。并且半个多世纪以来，淮南表面上是中央的坚决拥护者，但与中央暗中争利。高骈时代的淮南与中央发生剧烈摩擦，从拥护中央变成与中央博弈，看起来似乎令人费解。

但如果了解唐中后期以来，淮南与朝廷己经围绕上供、茶盐等利发生过暗斗，就不难理解黄巢起义后两者关系紧张的原因。高骈有意无意地利用了这层矛盾，开启并加速了淮南向独立政治地理单元的转变。